师门恩怨
关于金应熙的师门恩怨，我亦有一种「甚难评说的人生」【39】之感。难以评说，只能略抒所感所思。
我于义宁（陈寅恪）之学，直到今日，恐怕还只能说是略窥藩篱。引导我接触义宁之学的人正是金应熙。那时我对佛学着迷，喜欢谈禅说偈，有一天谈及六祖传法偈（按：此偈之流行本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敦煌本坛经则作两偈，字句与流行本亦略有分别，但意义则相同。）金师问：「此偈如何？」我说：「古今传诵，绝妙好辞，尚有何可议？」金师说：「就是还有可议。」介绍我读陈寅恪写的一篇文章《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40】。
陈寅恪认为六祖的传法偈：一、比喻不适当。「菩提树为永久坚实之宝树，决不能取以比喻变灭无常之肉身。」二、意义未完备。「细释经文，其意在身心对举。言身则如树，分析皆空，心则如镜，光明普照。今偈文关于心之一方面，既已将比喻及其本体作用叙述详参，词显而意赅。身之一方面，仅言及比喻。无论其取比不伦，即使比拟适当，亦缺少继续之下文，是仅得文意之一半。」故其结论认为六祖的传法偈，只是「半通之文」，「其关于身之一半，以文法及文意言，俱不可通」。
这真是堪称石破天惊的议论，但令我「惊服」的还不止此。后来我又读了陈寅恪的《论韩愈》一文。韩愈以谏迎佛骨获罪。「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呵诋释迦」，在韩愈诗文中屡见不鲜。给一般人的印象，好像韩愈和佛教是死对头似的。但陈寅恪则指出，韩愈的「道统」说，表面虽受孟子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故嘆曰：「禅学于退之影响亦大矣哉！」在此文中，陈寅恪大讚六祖所创之新禅宗：「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我国佛教史上一大事也！」陈寅恪并不因六祖的传法偈为「半通之文」而影响他对六祖所创之新禅宗的评价，真是值得读者再思三思。我读了这两篇文章，心里想的就是「做学问的就该这样」。不因是权威说的就不敢议，亦不能因其有可议之处，就全盘否定。知人论世，亦不能单一化！则如对韩愈，既要看到他排斥佛教的一面，亦要看到他受佛教影响的一面。
陈寅恪史学的特色就在于创见多、争议大【41】。其「大」者如李唐源流考、关陇集团说；其「小」者如李白是汉人还是胡人、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等等，都曾引起争议。例如在李白的胡汉问题上，和他打笔战的就是史学界的「头号人物」郭沫若。郭认为李白确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但他肯定李白是汉人。
其实陈寅恪本身的「取向」，其争议性恐亦不亚于那些学术问题。一九二七年王国维投水殉清，陈寅恪的輓诗中有「越甲未应君独耻」句，对与王相约同死而又爽约的另外两位名人，其贬斥之意跃然纸上；结句「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向灵均」，其怀旧拒新心态亦昭然若揭。于是引出了陈寅恪的「效忠」或曰「认同问题」。一说认为他确有「遗老思想」（按年纪应是「遗少」，但儿辈亦可有父辈思想），在北伐后他乃宣称自己是「思想困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可以佐证。一说认为他认同的是文化，不是政权。在輓词的序文中已说得清楚：「尽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若命而同尽。」我比较倾向「文化」说。其实，即使他有「遗老思想」，那也并不影响他大学问家的地位。
不论「遗老」说也好，「文化」说也好，都与他的身世背景有关。而且，也唯有在明了其身世背景之后，方能对陈寅恪之史学有较深了解。他的祖父陈宝箴是戊戌维新时期的湖南巡抚（相当于省长）；父亲陈三立（散原老人）是自成宗派的大诗人；长兄衡恪是大画家；本人又是第一流的史学家。陈氏一门，三代秀才，世人绝称。陈家的「婚烟关係网」亦为人所乐道。网之所及，浙江俞家（俞明震、俞大维）【42】、湖南曾家（曾国藩）、广西唐家（唐景崧），无一不是名门望族。陈寅恪的文化史观——「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治史甚重历史人物的婚姻关係，这些恐怕多少都和他的身世背景有关。
我未读过（根本也没机会看到）金应熙「揭批」陈寅恪的文章，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所引用的一段材料来看：「金应熙在谈到陈寅恪对历史与现实的感情倾向时，有意识地引用了陈寅恪的一些身世背景，陈先生长于封建大地主的所谓『书香世家』，又为名父之子，是在中国封建文化的传统中培养起来的。他的祖父曾赞成新政（羽生按：其实不止赞成，而是推行。帮陈宝箴推行新政的两个主要人物，一是当时在湖南按察使的黄遵宪，另一就是他的儿子三立），陈先生以『元佑党家』之子，弱冠远赴异国求学，接受了一套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若剔除共产党惯用的那些「标籤」，只就其揭批的「实质内容」来说，那也是众所周知的，并非只是至亲友好才得与闻的私隐。论者若据此云是「出卖」或「践踏信赖与私谊」，则似乎有点「言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