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一书，以大量的檔案文献，写出陈氏晚年悲剧。中共檔案制度，虽令人谈虎色变，书中引述，「基本上」当属可靠。纵有某些疑点，例如说金善于观察风向，开会时往往准备两份观点截然相反的发言稿，便似难以入信。香港报纸已有读者指出金不是「奸狡政客型」的学者【43】。而且，即使是，以金的聪明和特强的记忆力，又何须花此笨功夫耶？中学生的辩论比赛，往往都是临时才抽籤决定正反两方，中学生都可以即时发言，金应熙岂有不能之理。但枝节问题，无关宏旨。故我的所感所思，仍是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提供的材料为依据。
其实，从陈寅恪的诗文中，也可看出师生决裂的根源。裂痕恐怕是从金应熙一成为共产党员就开始了的。陈有诗云：「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这是他平生最大遗憾。陈寅恪的史学是「文化史观」，马列主义的是「唯物史观」，难以调和。陈氏有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并加说明：「俗谛在解放前指三民主义，在解放后指马列主义。」【44】作为共产党员的金应熙，如何能够摆脱马列俗谛的桎梏。
「俗谛」恐怕亦不只限于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俗谛，佛家语。大乘佛法可分胜义谛（真谛）与世俗谛（俗谛），「谛」，梵文Satya的意译，指真实无谬的道理。依二谛中道的义理、价值判断、道德进路等等，均属「世俗谛」。佛教把主张「有常恆不变之事物」的见解，叫做「常见」，把主张「现象灭了就不再生起」的见解，叫做「断见」，都是错误的。对任何有关价值判断的任何答案，都容易使人误入歧途。依此理念，三民主义、马列主义固然是俗谛，孔孟之道亦是俗谛。一切足以造成思想桎梏的无不是俗谛。陈氏精通佛学，我想他说的俗谛当是指大乘佛教所言的「世俗谛」。他特别提出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只系针对「时弊」而已。他对科学院说：「（我）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陈氏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具有自由的主义和独立的精神」。
这个见解和中共曾一度提倡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倒颇有相通之处。如果只把马列主义作为百家中的一家，并非「独尊马列」的话，我想应是无背于陈寅恪的治学精神的（他本人纵贬马列，但决非认为马列毫无价值，否则他不会花那么大的功夫去读《资本论》原文）。可惜的是「双百方针」，中共能言而不能行，到了反右期间，变成了「百花凋谢，一家独鸣」的局面。共产党员金应熙，屈从领导旨意，贴乃师大字报。唐篔抄下来，回家哭着念给丈夫听。陈寅恪勃然大怒说：「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师生决裂，遂一发不可收拾。
思想分歧，俗谛桎梏，造成了师生的分裂。而这桎梏也的确影响了金应熙的学术成就。
金应熙引导我接触马列思想，但我始终没有成为马列主义者。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多元史观」。决定历史的因素，因时间、地点而别。某个时代，某个国家可能是经济因素；换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可能是政治，可能是文化，也可能是军事、宗教或其他。例如《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就是从「财政与税收」入手来研究明史的。书成，寄往剑桥。李约瑟博士写信给他说：「哎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传为趣谈。【45】
金应熙并非教条主义者，但无可置疑！马列主义一直在他的思想中占着主导地位。这种情况，直到他的晚年，才好像有所转变，但也未曾破茧而出。陈、金之间，除了价值观的不同（一个视马列为俗谛，一个则奉之为真理）之外，在道德观方面，恐怕亦有分别。例如陈寅恪认为李商隐出自「新兴阶级」，并得牛党提拔，就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段之道德」。这一观点，金应熙就未必会赞同了。且莫说共产党要求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脱胎换骨」，即用梁启超的说法—提倡「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亦是并不赞同「从一而终」的。
提到梁启超，我倒想起另外两个师生决裂的「案例」。两对师生，都是第一流的大学者、大名人。一对是俞曲园和章太炎，另一对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俞曲园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父子一派相承的朴学大师，治学深邃，对弟子要求十分严格。章太炎二十二岁那年拜他为师，在俞家建于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住了七年，得传衣钵，自己也成了国学大师。后来，俞曲园因他提倡排满、革命，十分不满，声言「曲园无是弟子」。章太炎回「诂经精舍」探望老师，俞曲园一见他就严辞呵斥，说他从事革命是「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叫众弟子鸣鼓而攻之。章不能忍受，反唇相稽，并写《谢本师》一文，从此「拜别」师门，自立门户。
梁启超则是因为佩服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中了举人之后才拜康为师的。他曾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着作，是「万木草堂」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个。但辛亥革命后，康梁政见不同，一个佐张勋復辟，一个则助段棋瑞讨伐张勋。师弟对立，康因此斥梁为「枭獍」，把梁逐出师门。但梁启超则始终尊敬老师。一九二七年康有为病逝青岛，梁启超的輓联中有「西狩获麟，微言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