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案例和「金案」有相似之处，亦有相异之处。相同之处，一、都是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二、其实质的表现则为「新」「旧」思想的衝突。这不是简单的是非题。新的未必好，旧的也未必坏（反过来亦如是，并非一切旧的都应该坚持）。《史家陈寅恪传》的作者汪荣祖就有这样的见解：「前清维新健将如康有为、严復等都被视作顽固人物。其实，这是很不公平的论断。维新家的思想不一定比革命家旧。」【46】他把陈寅恪的思想趋向归结为「吸取新文化，折衷旧文化」。认为，正是因此，陈氏的史学，「卒能自成系统，有所创穫」。相异之处，则主要表现在师生关係上。现在只比较「逆徒」对老师的态度。章太炎是：你不认我，我也不认你。梁启超是：你不认我，我照样尊敬你。金应熙和梁启超比较相似。据说，他在「大字报事件」过后，曾向老师长跪请罪，并且看得出来，在金应熙的晚年，他是抱着「补过」的心情去「深研」义宁之学的。
但不论怎样，有理也好，没理也好，金应熙当年（一九五八）用大字报的方式来批评老师，总是不该。而且据说他在一篇批陈的文章中，说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上学」，认为是一种「反动」，这就更加接近于先扣「帽子」的「打手文章」了。
「熟悉金应熙的人都认为金其实是个大好人，无架子，心地很好」【47】，这么一个大好人，怎么反而会对老师如此粗暴（文字上的）？我最初读到「金叛师门」的报导时，也感到震惊难以理解。但冷静下来细思，也就觉得不难理解。
从反右到文革，左派一浪高于一浪，最后到达举国疯狂的地步。巴金在文革过后所写的《随想录》中，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心态有深刻的描画。许多人在初时真地认为自己有罪，于是纷纷挖思想根源，甚至有完全否定自己过去所学，要火焚自己所着之书的。批人批己，自辱辱人。当然这些人十九都会醒悟，但造成的损害，亦已难以挽回了，那是一个人性扭曲的时代，而「左浪」也正是有如陈寅恪在论李义山时所说的那种「尤为可畏」的「社会之压迫气流」。
在文革期间，和左派朋友们的想像相反，我和简又文的接触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简师在为学和信仰方面都是非常专一的，只磨一剑——太平天国史，只治一「经」——「圣经」。我则对任何宗教，都是抱着非信非不信的态度。基督教尤其是我的「弱项」，读了四年教会大学，对圣经还未真正用心从头到尾地念过一遍。简师也知我的态度，并不勉强我受洗礼。文革期间，我采取的对策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但最苦闷的时候也正是最需要朋友的时候。左派朋友，我已是敬而远之；右派朋友，又找不到真正知己。可以与谈心事的就只有视我如子侄的简师了。简师给我看一段圣经：「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的恶，我反去作。……我真是苦啊！」读了这段圣经，我受到很大震撼。「文革」期间，许多值得人们敬佩的学者作家，包括巴金和金应熙在内，不也正是如此么？
所以我始终尊敬金师，因为人不可能「永远正确」。而且，陈寅恪的晚年遭遇，固然是个悲剧，金应熙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个悲剧？香港有个构成「控罪」的律例，叫做「官职与收入不相称」，彷此，金应熙的「学问与成就不相称」，却又去向谁控告诅咒？有人说，悲剧在于身份的矛盾，有两个金应熙，一个是党员干部金应熙，一个是学者金应熙。要确切地说，把身份矛盾和思想矛盾都包括在内的说法应是：陈门弟子和马列信徒的矛盾。有时义宁之学占上风，有时马列主义占上风。但在他的晚年，这个矛盾却似有所缓和。因为他致力的香港学和义宁之学并无直接衝突，不像在反右和文革时期那样。根据我所能见到的资料，举几个例。一九八五年写的《陈寅恪》评传，八八年写的《略论东汉之宦官》【48】，都是很有分量的文章。金应熙是从籍贯入手研究宦官问题的。这正是受到陈寅恪独特的「区域性分析法」治史的影响。今年出版的《陈寅恪之史学》，其作者李玉梅亦提及她曾得到金应熙的从旁指引。
而更重要也更令人惋惜的，据广东社会科学院悼金文【49】的透露，金应熙已完成《金七十论注释》一书的搜集工作，正要动笔的时候，不幸就与世长辞。
《金七十论》（书名），数论师「自在黑」（人名）作，有七十行偈颂，国王赏之以金。自在黑引以为荣，故将他的七十行偈颂，名为「金七十论」。「数论」为印度六大学派中的重要一派。禅宗的「自性空寂」、「自性变化」就是受到「数论」的影响的【50】。此书似乎较僻，虽有陈真谛的译本，若无详细注释，恐亦难懂。但若详註，就非精通梵文不可了。「佛教翻译文学」是构成义宁之学的一部分，《金七十论》由精通梵文的金应熙注释，正是最好不过。
在广东社科院的悼金文中，对《金七十论》这个书名，是并无注释的。有位朋友笑道：「要不是你给我解释，我还以为是金应熙七十岁之时所写的论文呢。他书未成，身先死。这样巧合，莫非『经谶』。」我说：「诗谶常闻，『经谶』前所未闻也。」朋友说：「那就算是我的杜撰，或者算是天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