惦记檀道济的，主要是执掌朝政的彭城王刘义康，以及领军将军、权臣刘湛。当时文帝身体不好，动不动就报病危，他们俩担心文帝一旦晏驾，檀道济难以驾驭，决心先下手为强，将其灭掉。
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他们召檀道济进京，准备动手。接到诏令，檀道济的妻子很是忧虑：“震世功名，必遭人忌，古来如此。朝廷今无事相召，恐有大祸。”檀道济说：“我率师扺御外寇，镇守边境，不负国家，国家又何故负我！”坦然来朝。说来也巧，他到达建康，正赶上文帝病情好转，于是在卧榻上召见大将，询问边策，檀道济对答如流。文帝暂时收起杀心，对他多加慰勉鼓励，让他重回防地，安心守备。然而檀道济刚要启程，《宋史?列传三?檀道济》上的说法是“已下船矣，会上疾动，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就是说他刚刚上船，饯别送行的仪仗还没撤掉，刘义隆又病势发作，使者正巧赶到，将檀道济拿下，最终处斩；他的十一个儿子以及薛彤、高进之等大将，也先后被害。临刑前，檀道济投帻于地，目光如炬，愤怒地喊道：“乃復坏汝万里之长城！”薛彤则说：“身经百战，死非意外事。”高进之的表现更有魏晋风度。他掀髯笑曰：“累世农夫，父以义死友，子以忠死君，此大宋之光。”坐地就刑，神色不变。
消息传到北魏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魏将纷纷弹冠相庆：“道济已死，吴子辈无復足惮！”
檀道济到底是功勋大将、朝廷重臣。突然将他和十一子、两员将一同杀掉，总不能搞政治暗杀，总得有点说头。他们都有些什么理由？我们不妨看看当时的诏书，《宋书》里记载有全文：
“檀道济阶缘时幸，荷恩在昔，宠灵优渥，莫与为比。曾不感佩殊遇，思答万分，乃空怀疑贰，履霜日久。元嘉以来，猜阻滋结，不义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听，彰于遐迩。谢灵运志凶辞丑，不臣显着，纳受邪说，每相容隐。又潜散金货，招诱剽猾，逋逃必至，实繁弥广，日夜伺隙，希冀非望。镇军将军仲德往年入朝，屡陈此迹。朕以其位居台铉，豫班河岳，弥缝容养，庶或能革。而长恶不悛，凶慝遂遘，因朕寝疾，规肆祸心。前南蛮行参军庞延祖具悉奸状，密以启闻。夫君亲无将，刑兹罔赦。况罪衅深重，若斯之甚。便可收付廷尉，肃正刑书。事止元恶，余无所问。”
比较长，不太好懂，因为都是模棱两可的结论，没有半点实据，所谓“空怀疑贰”、“潜散金货，招诱剽猾”、 “日夜伺隙，希冀非望”云云。似乎其手下、行参军庞延祖和镇军将军王仲德揭发过他。当然，这种首告即便有，也都是组织安排。
第33节：唱筹量沙大将军(10)
对于檀道济，刘裕的临终所託已经定性：“檀道济虽有干略，却无远志，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也。”现在看来，刘裕到底雄才大略，有识人慧眼。这一点，宋文帝也明白。当初诛灭顾命三大臣，留下檀道济统兵征讨谢晦，刘义隆的心腹班底，“五臣”之一的王华曾经表示反对。但宋文帝说：“道济止于胁从，本非创谋。杀害之事，又所不关。吾抚而使之，必将无虑。”也就是说，当时刘义隆就很清楚，废立之事，檀道济并非主谋，顶多只能算是从犯；妄杀刘义真、刘义符兄弟，他更沾不上边儿。所以最终将他一锅端掉，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怕别的，就怕他的出众将略和麾下雄师，对皇权不利。魏晋以来，大将反叛是常事，司马昭、王敦、祖约、苏峻、桓温父子、司马休之、直到刘裕，莫不如此，他们也真是害怕。所以不管有无反叛之实，不妨先抓后查，先杀后判。不仅如此，诏书结尾明明说“事止元恶，余无所问”，表示可以抓大放小，主犯严惩、从犯不究，但最终还是将他的十一个儿子、两员部将一同收斩。幸亏他的两个哥哥早已死去，否则弄不好也得来一刀。
有意思的是，论檀道济死罪的唯一一点实据，竟然与一位着名诗人有关：“谢灵运志凶辞丑，不臣显着，纳受邪说，每相容隐。”意思是檀道济明明知道谢灵运有不臣之心，却纵容包庇，甚至帮他蒙混过关。
有这事么？
既然提到谢灵运，那我们就要看看，这位诗人到底有何罪恶。
谢灵运是谢玄的孙子。淝水之战后，谢玄被封为康乐（今江西万载）公，食邑两千户。二十岁那年，谢灵运继承了这个爵位。他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聪明，祖父谢玄非常自豪，常说：“我乃生奂，奂哪得生灵运！”因为谢灵运的父亲谢奂才能平平。当然，“我乃生奂”对于是谢玄也是自豪的自谦，他其实也是自幼聪慧。谢安曾经考问子侄：“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大家都答不上来，最后是谢玄脱颖而出：“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才能与谢道韫略可比拟，谢安很是欣慰。
谢玄笃信道教，也就是五斗米教。谢灵运幼时就被送到钱塘学道。因为这段经历，他小名“客儿”，经常自称“越客”，世人也称他谢客。
刘裕代晋后，谢灵运收到的第一份礼物，就是降爵：除了跟刘裕“豫同艰难”打天下的功臣，“始兴、庐陵、始安、长沙、康乐五公，降爵为县及县侯，以奉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之祀。”谢灵运的食邑也削减为五百户。这当然不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问题在于，他在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