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蒋介石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谈判的事，汪精卫所说倒也不差。1937年 11月下旬，日军已迫近南京并多次轰炸南京。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和汪精卫分别住到了中山陵自己的房子里，冒着危险滞留南京，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秘密谈判，试图通过他与日本政府“议和”。后由于日方所提条件甚为苛刻，丧权辱国的条款太过明目张胆，故尔蒋、汪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违，最终没有向日本妥协。在当时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击日寇侵略的情势下，蒋、江联手秘密求和，的确不是什么值得称颂的好事。所以，蒋介石当时曾要求陶德曼“一切都不要公布。”可见他也知道这种事是见不得阳光的。而汪精卫叛逃后，居然将此事捅了出来，这当然使蒋介石感到非常恼火。此后数年间，蒋介石一直命令手下的特务组织不惜一切代价刺杀汪精卫。出以公心，是绞杀汉奸；而出以私心，则多半与汪精卫“说话太多，知道的秘密太多”有直接的关係。
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了汪精卫的“唁电”并最后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
4．依旧跟共产党过不去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
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对内政的重要议题是“整顿党务”。会上，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所谓“党魂”，则是被蒋介石曲解了的“三民主义”所谓“党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会上通过的“整理党务”决议，规定了国民党要以“防共、反共”为中心任务加紧组织的发展，“力谋新力量之增加与培养”，“力求乡村社会力量中之发展”；加强国民党内部的思想统治。即所谓“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以及对全体国民党员。尤其是下层组织的严格控制。会议还根据蒋介石的报告与讲话，决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会上，还作出了一些强化国民党独裁统治，加强蒋介石个人权势的重大决定。其主要者：决定设立党政军一元化的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规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权力。还规定了实施《国民抗敌公约》的办法，其中规定：全国人民以保甲为单位，宣誓“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宣誓后如违犯誓言，要“依法治罪”，以此严加控制人民的思想、行动，禁止人民的革命活动。
根据会议精神，会后国民党有关部门即制订和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并且加派有力部队“前往冀鲁”，“以限制共产党之发展”，以“收復失地”为名，侵占解放区；经济上搞封锁，既不发饷，又以统一经济制度为名，不许自筹补给；政治上亦不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阻止青年奔赴解放区而且还要以特务手段破坏共产党组织。
这些事实说明蒋介石一刻也没有忘记消灭共产党，只要腾出手来他就要反共。在抗日战争中，战斗在敌后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壮大，对于抗击日寇、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是有利的，是符合整个国家民族利益的，但却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惧。他深恐共产党在抗日过程中“坐大”，因此当日寇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就开始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了，这标誌着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向着退步、消极、反动方向转变。
蒋介石虽然同中国共产党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始终把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作为敌人来看待。蒋介石把“做了日军傀儡的汉奸”和“不服从命令的共产党”作为国民政府“面对两大内敌”。蒋介石在日记中一再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假抗日、真作乱”。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根超过了对日伪的恨。当日本忙于製造汪精卫的伪政权因而在军事上暂时停止了大规模地侵犯时，蒋介石在日记上说：“军事如常，无变化，惟共产党作崇为可恨耳广
1939年5月7日，蒋介石又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作了任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蒋介石否定了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认为惟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能涵盖一切”，“无丝毫偏颇之弊”，最“充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并製作了一张“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并具体解释了这张表。其核心就是主张由国民党一党独裁。蒋介石说：“一切要由党来负责。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其意义即是以党来管理一切，由党来负起责任。”
1939年12月，蒋介石又指使胡宗南率部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妄图扼杀抗日武装力量。当时，朱德、彭德怀等曾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进攻边区的罪恶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