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是的，只要需要，一个政治家也会这么做。”
“他不是有光荣的历史吗?”
“但这一点我们却不能小看。今天就去拜访他，看看他能否告诉我们一些情况。在车站我给伦敦各家晚报发了一份电报，这个广告每家报纸都将刊登。”
他交给我一张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在上面用铅笔写了几个字：
五月二十三日晚九点三刻，在查尔斯街外交部的门口或邻近，从马车上下来一位乘客，请知情者将马车号码告知贝克街221号乙，愿以十英镑作为酬谢。
“你认为他是乘坐马车来的?”
“对，我可以肯定。”
“这看似有理。”
“这是一个线索，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本案中最特殊的一点是那铃声。为什么他要按铃?在虚张声势?要不然就是有人和他一起进来，按铃是为了防止盗窃行为。抑或是无意的?或者……”他重新回到思索之中。
三点二十分我们到达终点站，匆忙吃过午饭后，我们马上赶往苏格兰场。福布斯正迎候我们。他身材矮小，獐头鼠目，态度毫不友好，特别是晓得来意，对我们更冷淡了。
“我已经听说过你的方法，先生，”他刻薄地说，“警方给你线索，你破案，让警方丢脸。”
“正好相反，”我朋友说道，“我已破获的五十三件案子里，只有四件署过名，剩下的好处都给了警方。我无法责备你，你既年轻，又缺乏经验。要是在你的新职业中你想求得上进，那就最好和我合作而不要和我作对。”
“我很乐意接受您的教诲，”这位侦探立刻改变了态度说道，“到如今我还没从办案中得过什么荣誉呢。”
“采取过什么措施呢?”
“我全部时间都在盯着看门人，他离开警卫队时名声不是很好，但我们找不到什么证据。不过他老婆是个坏家伙，我看，她实际上对此案知道很多。”
“你跟踪过她吗?”
“我们派一个女侦探跟踪她。她好喝酒，女侦探就趁她高兴陪她喝酒，可套不出什么话来。”
“据说她家来过一些旧货商。”
“是的，可她已经把债还完了。”
“钱从哪些地方来的?”
“看门人刚刚拿到年金，可他们还是过得紧巴巴的。”
“那天晚上她代替丈夫上楼来应承，她对此作何解释?”
“她说他很累，她乐意替他干。”
“是的，一会儿后他睡着了。如此说来这女人除了品行不端外，没有什么罪证了。为什么那天晚上她匆忙离开?”
“她说那晚已经比平时晚了，所以有点儿匆忙。”
“那为什么你和费尔普斯先生晚去她家二十分钟，却比她到的早呢?”
“她说公共马车比较慢，双轮双座马车快。”
“为何到家后她先跑到厨房去了?”
“她说由于钱放在了厨房，要拿来付给旧货商。”
“有没有问她，离开时，是否看见有什么不明身份的人在查尔斯街上徘徊?”
“她说只看见了警察。”
“很好，该问的你都问了，你还做了一些什么呢?”
“在这九个星期内我们一直在监视职员戈罗特，可没有收获什么，我们也找不到任何不利于他的证据。”
“还有什么?”
“啊，我们已无所事事了。”
“你想过为什么电铃会响吗?”
“呀，我承认我已被难住了。不管怎么说，这人胆子够大的，不仅来了，而且还敢发出警报。”
“对，这很怪。谢谢你。如果我要你去抓这个人，我会告诉你的。”
“现在去哪儿?”离开警厅时，我问他。
“到霍尔德赫斯特勋爵家去，这位内阁大臣和未来的英国首相。”
幸运的是，我们赶到时，他还没走。福尔摩斯递上名片，他召见了我们。他是按旧式礼节接待我们的。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福尔摩斯先生，”他笑容满面地说，“我当然晓得你们的来意，能够引起你们关注的我们部里只有一件事。能否告诉我你们是受谁委托办的吗?”
“费尔普斯先生。”我朋友答道。
“啊，是我那可怜的外甥!你明白，我是不能循私枉法的。我担心此事不利于他的前途。”
“要是找到了那份文件呢?”
“那就完全改变了。”
“勋爵，我希望能问您几个问题。”
“我很高兴。”
“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您抄写文件吗?”
“是的。”
“就是说几乎没人能偷听到你们的谈话?”
“绝对没有。”
“是否对人说过您计划叫人抄写这份协定呢?”
“从来没有。”
“你敢肯定?”
“完全肯定。”
“好，你们两人都没说过，并且没有他人知晓此事，那么盗贼来办公室纯属偶然了。他抓住这个机会，把文件拿走了。”
这个内阁大臣笑了。
“我可不会想到这个。”他说道。
福尔摩斯想了一会儿。“还有其它更为重要的东西，我想和您商量一下。”他说道，“据我所知，您担心此协定一经披露，就会导致极严重的后果。”
内阁大臣脸上掠过一丝阴影，他说道：“当然。”
“出现了吗?”
“还没有。”
“要是此协定已经落到，比方说是法国或俄国外交部的手里，您会有消息吗?”
“我一定能收到消息。”这位大臣面色不快地说。
“这么说，既然将近十个星期过去，一直没有消息，这就有根据设想，由于某种原因，法、俄外交部还没得到此协定。”
“福尔摩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