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了。”迟群回答，然后问：“俞哥，还有没事要我们做的？”
俞方平说：“没了，你过去继续做彩灯吧！”
监子里来了个俞方平，又多了一个死刑犯，每天的铁镣声比以前更响。严伟有了下棋的对手，便时时拉着俞方平对弈。一边下棋，一边闲话，时间自然就要好打发得多。在一次严伟的一个卧槽马，逼得俞方平认输后，两人一边重新摆棋，严伟一边问：“方平，你家里还有哪些人？”
俞方平回答：“我们家四姊妹，我排行老二。家里在农村，父母都还在，上面一个姐姐已经结了婚，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他们都来看了你吗？”严伟提了一步齐心率。
俞方平应了一着当头炮，回答：“我出事抓到后，弟弟也抓进来关了几个月。因为我给了他五万块钱，给他找老婆的。公安讲他窝藏，后来取保出去的。开庭的时候家里都来了。也来看过我，经常送些钱来。今年春节后，我妹妹找了个男朋友，在部队当排长，她带着男朋友也到这里来看过我，还送了两百块钱来。”
“听说你逃到山西后，结了婚，还生了儿子？你老婆知道你的事后，有没有到湖南来看你？”严伟跳了一着马问。
俞方平出了一着车：“我是在山西被抓的，他们就已知道了。我被移送秀湖后不久，老婆就带着儿子到了湖南，在我家住了几个月。我开了庭，来了判决书她才回的山西。她走的时候将儿子给了我爸妈，讲是我的血脉。她到山西几个月又回来了，说想儿子想得慌。我爸妈又让她将儿子抱走了。我这里还有她们母子的照片。”
严伟立即说：“拿出来我看看。”
俞方平从他那只红色的塑料桶中的衣服里，拿来了照片。照片一共是三张，一张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妇，穿着羽绒大衣，抱着一个不足一岁的男孩。男孩戴着一顶天使帽，正好奇地四处张望，背井是一片雪原，是在北方照的；一张是一个男孩坐着一匹木马，脸蛋红彤彤的，睁着两只圆圆的大眼睛。照片上有一行字：“周岁的丹丹。”是在照相馆拍的；还有一张是一个装春秋装的少妇，少妇的眼中透出惆怅、不安、失落，抱着一个男孩。男孩正用手指顽皮地去刮母亲的脸。旁边还站着一位很秀气、漂亮的姑娘。俞方平介绍说：“这是我妹妹。”
“你老婆没有提出过同你离婚吗？”严伟问。
“没有。”俞方平惨然道：“其实离不离婚，都是一样的。我这一死，就是不离又有什么意义呢？”
严伟认真地说：“当然有意义了。她不离证明她对他还是有情的，对你还抱有希望。虽然你判了死刑，没执行前，还是有机会改判的。经济犯罪，不同于暴力犯罪，书上讲要最高法院核准的。像他们——”严伟悄悄向许军华撸了撸嘴，压低声音：“是最高法院授权省高院就能核准的。你是不是在上诉？”
俞方平语气沉重地回答：“是在上诉。听我的律师讲，案子已经到了最高法院。在我逮捕的时候，家里就替我请了律师。律师来同我见面，让我讲实话，说才好为我辩护。律师讲检察院对我的案子定性是监守自盗，后来通过对情况的了解和多方面的努力，起诉时改为了贪污。说贪污要好办得多，但一审还是被判了死刑。因为这个案子在秀湖当时引起了轰动，影响很大。我通过律师代理向省高院上了诉。律师讲，省高院不久就下了裁定：维持原判。一般来讲省高院裁定后就要执行的。但我关了一年多，还没有死。后来律师告诉我，正在向最高法院申诉，最高法院已经受理，已经调了卷。我关在这里一年多，认真地研究了法律书，知道经济案的死刑核准，最高法院没有授权省高院，必须最高法院核准的。现在案子还在最高法院。唉！省高院的裁定都是维护原判，最高法院也不会有多大希望的。这么些日子，我也想通了。现在我并不害怕死。只是想到儿子，放心不下。”
“方平，不要那么悲观，给自己一点信心。”严伟劝慰他，关心地问：“你的事，以前听老五、陈勋说起过。你能不能具体讲给我听听？”
俞方平考虑了许久，才答应了严伟。不抽烟的他，向严伟要了一支烟，点燃后，开始了他的叙述：
“我并不是一个很贪心的人，是一时的糊涂，铸成了大错。”
“我的家同大多数在农村种田的人一样，家里不是很富裕，只是说能够吃饱穿暖而已，没有什么积蓄。比他们要好一点的是，父亲有一门泥水匠的手艺，可以为家里争一些零花钱，供我们兄妹上学。我还可以向母亲要五角、一元的买两支铅笔，再买两角钱的水果糖。这在我们村，已经是令别的孩子羡慕的了。”
“我读书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父母对我的希望也很大。希望我能够跳出家门，有一份工作。我自己也暗暗发了誓，要像城里人一样生活。所以我很刻苦，终于没有辜负他们的心愿，考上了西南财经学院。”
“考上了大学，我们家在村里出了名。亲朋好友都来到家中，为家中出了个大学生来祝贺，父母也高兴得合不拢嘴。可在高兴之余也犯了愁，家里本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