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船舱里积水没过脚踝，他没被雨淋死。现在这点雨，更不可能把他淋跑。他还说，光门悬在龙颔上空，万一哪天真的掉下来了，他得在下面接着。赵小刀说光门就算掉下来你也接不住啊，那道光怕是有几万斤重。老吴头说接不住也得接，这叫态度。
他说他想在守门的第十年，对光门说一句话。什么话他不肯提前说，说要等到那一天——第十年的那个日出，他站到光门下面对着那道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才算数。赵小刀问他为什么要等到第十年，他说十年是一道坎，迈过去就说明这个东西稳了。大海上的东西，能稳十年就是稳了。风暴、台风、暗礁、巨浪，什么都经历过一轮了还没垮，那就真的不会垮了。
光门当然不会回答他。但它在那儿，安静地发光，像一个永恒的月亮——青白色的光从礁石上方的空气中渗透出来，在白天显得很淡，几乎和天空融为一体，不仔细看甚至注意不到。但到了夜晚，尤其是没有月亮的夜晚，那道光就会变得清晰起来，像一块悬在半空中的玉石，温润、沉静、不急不躁。有时候海雾涌上来，光门的光芒穿透雾气，形成一圈朦胧的光晕，在雾气中缓缓旋转，像一只巨大的眼睛在温柔地注视着东海。老吴头说光门不回答他，但光门在那儿，这就是最好的回答。一件事物能在那里，不消失，不熄灭，不离开，这本身就是一种回答——比任何话语都有力量的回答。
老头子今年六十多了。头发全白了，不是那种灰白相间的花白，是彻底的、纯粹的银白色，像冬天覆在礁石上的霜。但精神比沈青禾还好——这是沈青禾自己说的，她说她每天早上起来都觉得骨头疼，她爸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去海边遛弯，走三公里，回来还能做五十个俯卧撑。她管他叫老头子，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温柔和骄傲，像是在说一个比自己年轻很多的人。
老头子从海事局正式退休那天，周科长给他办了一场小型的退休仪式。说是仪式，其实就是在大排档的前厅摆了两张桌子拼在一起，铺了一块红布，放了几盘花生瓜子。王胖子亲自掌勺，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清蒸石斑、蒜蓉生蚝、椒盐皮皮虾、辣炒花蛤，全是东海港最地道的做法。赵小刀从东海带了一箱可乐，冰镇的，瓶身上还挂着水珠。老头子说退休仪式喝可乐太不像话了，应该喝白酒。周科长说不行，你血压高，医生说了不能喝。老头子说退休就这么一回，周科长想了想，从公文包里掏出一瓶酒——不是白酒，是黄酒，度数低，他说这个可以喝一点，暖胃。
周科长送了他一面锦旗。锦旗是大红色的，金黄色的流苏，上面绣着七个字：深海文物保护先进个人。老头子把锦旗展开来看了很久，然后用拇指摸了摸那几个绣金的字，说这字绣得真好，比我写的字好看多了。他把锦旗挂在鱼缸旁边的墙上，和海月贝放在一起，和青铜铭牌放在一起，和东海国玺放在一起——那方刻着“东海永定”的玉玺，沈青禾卸任之后没有留给长老会，而是带回了家，交给了她爸。她说这东西本来就是他的，他一直替她保管着这方玉玺，现在物归原主。老头子把这四样东西——锦旗、海月贝、铭牌、玉玺——整整齐齐地摆在鱼缸旁边的矮柜上，每天擦一遍，先用干布擦去灰尘，再用微湿的软布轻轻擦拭表面，最后用干布再擦一遍，直到每一件东西都亮得能照出人影。他说这是他这辈子拿到的第二个最重要的荣誉。
第一个是裂隙守护者。
他说这话的时候周科长在旁边听着，两个人都没说话。退休仪式结束后，其他人都走了，赵小刀带着新兵回了营地，王胖子回后厨收拾锅灶，大排档前厅就剩下老头子和周科长两个人。他们开了一整瓶白酒——不是黄酒，是赵小刀偷偷留下的，藏在可乐箱子底下。两个人坐在大排档门口的塑料椅子上，面前摆着一碟花生米，一杯接一杯地喝。从傍晚喝到深夜，从清醒喝到微醺，从微醺喝到大醉。两个人都哭了，哭得稀里哗啦。一个是海事局的科长，一个是裂隙守护者，两个白发苍苍的退休人员，喝着酒聊那些年的旧事——封存的档案、异常波形的记录、烧断的缆绳、失踪的船只、三年里打了无数遍始终没人接的电话。那些电话是周科长打的，打到老头子的手机上，一开始是每天都打，后来是每周打一次，再后来是每个月打一次，到最后变成了逢年过节才打。不是不想打，是不敢打——每次拨出那个号码，听到那头传来的忙音，他就觉得自己的心脏被人攥了一下。三年，一千多个日夜，那个号码从来没有被接通过，但他从来没有把它从通讯录里删掉。
后来周科长每年三月十八都来东海港。不是来参加建国庆典——东海国的建国庆典在三月十八，那是沈青禾和林建国从裂隙里回来的日子，是锚定之日，是光门第一次稳定发光的日子。但周科长不是来参加庆典的，他是来龙颔礁石上坐一坐。他每年三月十八一大早就到了，不开车，步行从东海港码头走到龙颔礁石，沿着那条被海风侵蚀得坑坑洼洼的石板路，走大约四十分钟。到了之后他不进营地，不去校场，不找任何人，就在光门下面找一块平整的礁石坐下来，安安静静地看着那道青白色的光，从天亮坐到天黑。
他说他负责调查林建国失踪案，查了整整三年，没结案。调取了所有能调取的监控，走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