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3日，重庆朝天门码头笼罩在晨雾中。
刻律德菈站在驳船甲板上，看着搬运工将她的行李——两个藤箱，一个装着相机和胶卷，一个装着衣物和书籍——小心翼翼地搬上船。嘉陵江与长江在此交汇，浑浊的江水打着旋向东流去，就像这个国家在战争中的命运，曲折却不停歇。
“这是通行证，还有一封给沿途联络人的密信。”魏大铭压低声音，将一个小布包塞进她手里，“延安那边已经打过招呼，他们知道你要来。但路上危险，日军最近加强了封锁，还有土匪……保重。”
刻律德菈点头，将布包贴身藏好。她今天换上了一身深蓝色棉布衣裤，头发剪短塞进灰色布帽里，脸上故意抹了些灶灰，看起来像个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只有那双眼睛——经历过太多生死战场的眼睛——透露出不寻常的锐利。
“魏主任，谢谢。”她伸出手。
魏大铭握住她的手，犹豫了一下：“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延安那边，和我们不一样。你到了那里，眼睛要亮，心里要明。有些事，看到了，记下了，但不必都说出来。”
“我明白。”刻律德菈说，“我只是个记者，记录者。”
船笛鸣响，驳船缓缓离开码头。刻律德菈站在船尾，看着魏大铭的身影在晨雾中逐渐模糊。这个军统特务头子，在重庆抓间谍时与她合作，既警惕她又信任她，是个复杂的人物。但此刻，他们都是送行者，送她去往一个未知的北方。
船逆长江而上，过三峡时正值雨季。江水暴涨，两岸绝壁如削，猿声在云雾缭绕的山谷间回荡。刻律德菈站在甲板上，江风带着水汽扑面而来。她想起两年前从南京逃往武汉的船，想起更早时在地中海上航行的岁月——从意大利到西班牙，载着国际纵队的志愿兵。那时他们唱着《国际歌》，相信理想可以改变世界。
现在，她三十七岁了。左臂的旧伤在阴雨天隐隐作痛，那是马德里巷战中留下的纪念。眼角有了细纹，头发里藏着几根银丝。战争让人老得快，不只是身体，更是心灵。
“阿姨，吃个馍吧。”卖花小姑娘小梅的声音把她拉回现实。女孩和她母亲王氏也上了船，刻律德菈安排她们去宜昌投靠亲戚。小梅递过来一个玉米面馍馍，还温热。
“谢谢。”刻律德菈接过馍馍，掰了一半给女孩，“到了宜昌要听妈妈的话，好好读书。”
“我会的。”小梅用力点头，“阿姨，你什么时候回重庆？”
“等战争结束吧。”刻律德菈望向北方，“也许很快，也许很久。”
船行三日，抵达宜昌。这里是长江航线的终点，再往上游，险滩密布，大船无法通行。刻律德菈与小梅母女告别，看着她们消失在码头的人流中，心里空了一块。战争让相遇和离别都变得仓促，像江上的浮萍，聚散无常。
在宜昌，刻律德菈找到了接头人——一个开杂货铺的老头，姓孙，左耳缺了半边，是早年军阀混战时留下的伤。
“车队明天凌晨出发。”孙老头递给她一碗热茶，“五辆车，载的是药品、布匹和书籍，都是重庆各界秘密捐赠给边区的。你跟着车队走，负责人姓赵，参加过长征，可靠。”
“怎么走？”
“陆路，经襄阳、南阳，进陕西。”孙老头摊开一张手绘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着路线，“这一路要过三道日军封锁线，还有国军、晋绥军、八路军防区的交界。最危险的是襄阳以北，那里日军驻了一个联队，伪军更多。”
刻律德菈仔细记下路线和注意事项。她在西班牙经历过前线穿插，知道穿越封锁线的要领：轻装、快速、安静、选择最不可能的时间。
凌晨两点，车队在城外汇合。五辆改装过的卡车，车篷用帆布盖得严严实实。赵队长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身材精瘦，左腿微跛，但眼神锐利如鹰。他检查了刻律德菈的证件，点点头：“记者同志，路上听指挥。遇到盘查，你就说是去西安探亲的农妇，别的交给我。”
“明白。”
车队在夜色中出发。为了避开日军巡逻，他们走的是乡间土路，颠簸得厉害。刻律德菈坐在第二辆车的副驾驶，旁边是个年轻司机，不超过二十岁，紧张得手心出汗。
“第一次跑这条线？”刻律德菈问。
“第、第三次。”司机结巴了一下，“前两次都差点被鬼子发现，赵队长带着我们钻山沟才躲过去。”
“别紧张，越紧张越容易出错。”刻律德菈从包里掏出一个小铁盒，递过去，“含一片，提神的。”
司机接过，是薄荷叶。他含了一片，清凉感直冲脑门，情绪果然稳定了些。
第一夜平安无事。天亮前，车队躲进一片树林伪装。赵队长安排人轮流放哨，其余人抓紧休息。刻律德菈靠着树干打盹，半梦半醒间听到鸟鸣和风声，还有远处隐约的炮声——那是前线，离这里可能不到一百公里。
第二天夜里，要过第一道封锁线。
车队在距离封锁线五公里处熄火，徒步前进。物资由挑夫队搬运，每人挑着两个箩筐，在黑暗中排成一列。向导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叫小山，对地形了如指掌。
“跟着我的脚印走，一步不能错。”小山压低声音，“这一带鬼子埋了地雷，上个月炸死了三个老乡。”
刻律德菈屏住呼吸，紧跟着前面的挑夫。月光被云层遮住，只有零星几点星光。脚下是松软的泥土和杂草，偶尔踩到碎石，发出轻微的声响。每个人都踮着脚尖，像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