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早晨。他们互相触摸着戴手套的手，开车沿着空空的大道行驶。学校都关着门。散发着尿臊味的潮湿的深巷前，铁门紧锁。一道湿漉漉的阳光，在拒绝变暖的天空下退缩了，落在街区和角落里。令人意外的是，有一群人却像一伙幸存者，个个衣着体面，刚刚离开教堂。他们走进阳光时都眯着眼睛。下了台阶，继续往前走，最后在面包店前停下来。这些人就在那里四散开来，胳膊底下夹着热热的面包走了。迪安有点倦怠。讲法语是件苦差事。他厌倦法语，但讲英语也不见得更好，她的英语磕磕绊绊的。她犯的各种错误开始让人恼火，另外，她好像只喜欢讲些世俗的事情：鞋子，她在办公室的工作。她沉默的时候，他会朝她投去一瞥，微微一笑。她也不做回应。她觉察到了，他想。忽然之间，他觉得自己被看穿了。与他漠然的瞥视四目相接的那双眼睛，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孩子的眼睛。所有的躲闪回避、故作姿态和心机都变得愚蠢。挡风玻璃上留下空气般若有似无的蓝色条纹。透过玻璃望着前方道路时，他能感觉到她在镇定地做着评判。她毫不费力就明白了。对她来说，生活是很清楚的。她是其中的一分子。她像条鱼一般在生活中游弋，从来不考虑是否有尽头和海岸，上面是否还有更高的世界。
下面的世界。在外省的那些星期天，我走在大街上，可能是去跟乔布夫妇吃午饭，我往前走的时候会偶遇到——甚至自己虚构出——那些微不足道的神显事件，小镇就是由那些东西构成的。女子学校的百叶窗后面，她们吃饭时汤勺碰撞出叮当声，却看不见人影。欧坦那些铺着碎石的庭院和花园。我穿衣服时站在窗户附近，沉浸在痛苦的渴望中，盼望着克劳黛·皮考特出现，哪怕只从她家的门口显现一刹那。被阳光融化的冰柱从屋檐上跌落，从窗口一闪而过。她从来没有出现过。那条街始终很安静。回首过去，我觉得那种生活就像一场单人纸牌游戏，每隔一会儿就要动一下。即便如此，也许我仍然是快乐的，一种安静的快乐，但终归是快乐。如果天气好，去城里散步会非常惬意——诸如此类。毒害我们的是知识，是人们不敢想象的很多事情。
冬日唯一不同凡响的是它们的平静……我下楼走进法兰西咖啡店，背对镜子坐着看他们玩牌。我拍了些漂亮的照片，很多都是反射在玻璃上的影像。相机放在我的膝盖上，有时藏在报纸后面。快门的响声比擦火柴还轻柔。女侍者假装没看见。人们从门口进来，门就在拐角处。有面墙上全是方正的窗户。光线充足，却很柔和。话语声很低。我展开报纸读起来，偶尔会做点笔记。
当然，还有巴黎。冰冷的黑暗中我站在站台上等着。那面钟像月亮般泛着白光。坐早班火车是场历险，黎明到来时一路晃荡，冲过死寂的村庄。我在车厢末尾找了个座位。所有隔间好像都不透气，弥漫着浓厚的睡眠的臭味。九点后我们开进纳维尔。传来一声开门的哐啷声，冷空气立刻从外面刮进来。一个身穿格子外套的俊俏女孩上车了。她父亲目送着她离开，我隔着窗户看着他。这人怯生生地等着火车开动，然后，像大家通常都会做的那样，在最后时刻急匆匆地表达了下感情。女孩得过某种皮肤病，脸颊上有疤痕，否则还算是张伶俐的脸。她的腿和手都很好看。她父亲看上去气度不凡。
火车开动后她从自己的隔间出来去了卫生间，就在我身后。她穿着红色丝绸套装，过去的时候和我挨得很近。她的身材很好。很长时间过去了。我开始感到不自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对自己若无其事地坐在车厢后面感到不安起来。除了火车，周围寂静无声。终于我听到有人在撕纸，那声音吓了我一跳。我们从那些废弃的火车头旁边经过。这节车厢的更远处站着两个男人，其中一个穿着厚厚的法国空军蓝色制服。又撕了些纸。他们没有注意我，绝对没有，但我突然害怕了。刹那间我有种极度痛苦的预感。她会干出吓人的事情来，突然发作，把屎擦到我脸上，羞辱我，尖叫着喊些我听不懂的话。当火车从更多的车头前经过时，空气中有爆炸声，我差点站起来要走了。那声音恐怖至极。
然后到了巴黎那个巨大、发黑的终点站，那座肮脏的大教堂，陈旧又衰朽，从那里穿出去就是灰色的商业街。我走出车站找了辆出租车，疲惫地瘫倒在后座上，虽然这才刚刚过了中午。我老想着克里斯蒂娜，晚些时候我们会开车去吃晚饭，她会告诉我伊莎贝尔丈夫的事，他经常过来找她寻求建议。现在他们很要好。两人时常开车在城里兜风闲聊，他会顺手指给她看他拥有的各种楼房。
“那些公寓房真是太棒了。”她说，不由自主地耸耸肩。她穿着昂贵的黑色连衣裙，露出的脖颈显得格外赤裸。
“那所房子不是他的，”比利说，“隔壁那个又小又窄的才是。”
“是隔壁的小房子，”她表示同意，“是的，没错。可他还给我看了很多别的。”
“好吧，他的话我可不会每句全信。”
“我不知道，”她说，“为什么不呢？”
“就是不想，”比利说，“你知道，我跟很多人聊过天。”
“他非常了不起，”她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