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上能挣一万。”
“轻松，爽快。”司机说，“听说有一种传染病，从广州传出来的，你要当心。”
李白并不爱和司机聊天，也不想讨论什么传染病（他以为是性病）。在凌晨的出租车上很适合意识流，他看了一会儿计价表，像心跳一样平稳，确定司机没做手脚。这些年来，他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晃荡，多数时候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事可做，但就像写小说一样（或者说就像人生），在无事可做的旅程中你总要找到一点意义，哪怕只是为了离家更远。陌生的城市像陌生的题材，除了当头炮一样的抢劫和诈骗，你还有机会遇到卧槽马式的艳遇。他考虑过落脚到别处（除了广州），最适合的是北京或上海，但此时此刻，他告诉自己：到旅馆睡一觉，明天收拾收拾回吴里。
叶曼发来短信，问他在哪里。他回复：我困了，回旅馆睡觉。然后呢？然后回家，冯江那家没前途的广告公司有份差事等着我去做，至于你的建议，很抱歉，我能理解自己去广告公司坑蒙拐骗，但不能理解自己为何要做一名时尚记者。就此，再见啦。
很好，叶曼回复。又发来一条：冯江的公司与我有生意谈，我们很快会见面，以甲方乙方的身份。“我操。”李白骂了一句，收起手机。出租车在高架上跑得很快，未及听完两首电台夜歌，已经停在旅馆门口。司机忧心忡忡地提醒李白：“朋友，你到这种小旅馆来出台？你今晚搞不好被人抢走五千，酒也白喝了，那个也白舔了。”李白发笑，递上车钱，司机连看带甩，以确定它不是（或者正是）假币。
52
《太子巷往事》发表于非典之年，那份折磨李白数年的《××文学》仿佛突然开了天眼，决定让他压卷，并勒令大改。与此同时，吴里的城市化改造之手指向了现实中的太子巷，令人又想又怕的拆迁运动最终没来，倒是很贴心地接通了下水道系统，现在李氏父子可以用上舒心简便的抽水马桶和电热水器。李白得以将对付拆迁办的那点心思用在对付编辑上。
某种程度上，修改文章就像修改人生，除了错别字以外（把它们想象成一记又一记的耳光），其他任何改动都是被迫的，它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耳光。女编辑在QQ上说：请不要用阉割这种词，这是一个医学术语。李白同意，这同时也是一个哲学术语，法国人最爱用的，但它确实不是一个修改小说的术语。女编辑说：砍头和阉割之间，你总要选一项。
李白在写一篇关于拆迁的小说，不是压路机碾平老大爷的那种，而是常态的，市民生活的，有高额补偿可拿的，其中当然也牵涉到一些投机分子的吃拿卡要。太子巷没动静，他不得不走访其他小巷，托了李国兴的关系打入拆迁指挥部，只见一片狼奔豕突，灰烟四起，虽不强拆照样进入了战争状态，有人敲着脸盆大骂拆迁办主任，一些抗拆同盟因为奖励措施而迅速分崩离析，变成群众之间的互殴。“国人最擅长内斗。”一名拆迁官如此解释。
“只要是人类都经不起这种利益诱惑，先签字多给两万块呢。”李白为变节群众申辩，“你用的是孙子兵法。”
女编辑来信：你的人物性格特点不够鲜明。李白还击：伊格尔顿说过，二十世纪作家的重要任务就是把人物刻画方法从十九世纪作家那里解脱出来。女编辑说：那就把你自己当成十九世纪的作家、我是十九世纪的编辑。李白回答：十九世纪没有女编辑。女编辑说：你这会儿要是在我眼前，我就把手里的桔子扔你脸上。
她说这房子从十九世纪就是她家的，我提醒她，家里有一男五女的户口是去年冻结之前迁进来的，都不知道哪来的亲戚。拆迁官向李白抱怨，十九世纪的女人根本没有财产继承权。我算是和十九世纪干上了，但我们全都没见过十九世纪。李白说：“你不能阉割别人的继承权。”
女编辑来信：冗余章节就像违章建筑，要拆除。这么糟糕的比喻我简直难以置信出自一个文学编辑之口。拆迁官说：违章建筑就像你小说里的冗余章节，想拿补偿就是骗稿费。好吧，你和我的编辑是失散多年的兄妹。女编辑说你的长篇简直是在平房上面又盖了一层。拆迁官说他们一听按面积补偿就连夜加盖违章建筑，按人头补偿就连夜怀孕，快死的老人也送进了急救室。就在前天，某家某户，喜迎双胞胎出生。李白说：“是你的游戏规则有点蠢。”女编辑和拆迁官一致反驳：这不是游戏！
无聊死了。对李白来说，无聊是一件需要被呐喊的事，这样的话，呐喊也被纳入了无聊。有一天他又端着速溶咖啡瓶子改装的茶缸走进拆迁指挥部，这位深具文学功底的拆迁官正唉声叹气往外走。“我要去说服一个刚死了老婆的男人。他很难搞。”
“请尊称他们为鳏夫。”
“各种琐事。约了十点钟，现在都中午了。”拆迁官说，“希望这位鳏夫有点耐心，我快烦死了。”
这句不祥之言在十分钟后得到了印证。拆迁官走进鳏夫的家，后者在院子里坐着等他，没有讲一句话，站起来朝他脸上扔了一包石灰，然后用屁股底下的小板凳敲烂了他的脑壳。这个提着沾血的板凳的刚死了老婆的男人走向拆迁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