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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秋天，李白到北京看柿子，这是一趟豁达的伤感之旅。将两个相互抵触的形容词堆砌在一起甚至比弃绝形容词更容易，它们之间达成的平衡契约正如深秋的某一短暂时间，渐渐倾斜，滑向冬季。他先到出版公司签了几十本书，跟着李媛到附近宾馆登记入住，莫凡来见他，说这里住的藏民较多。李白尚记得二十年前到拉萨旅游学过的几句藏语，接着，李一诺发语音过来：“你的新书在豆瓣被骂成狗了。”
“怎么骂的？”他一边对着摄像头扫脸一边问，总台姑娘请他闭嘴。
“他们认为小说结尾在西藏十分烂俗，跟畅销书女作家一样。”
“要这么说起来，死亡最烂俗，它在故事结尾的出现率高于其他一切，当然，开篇也是。”李白不以为意，又补了一句，“妈的，实际上也是。”
“我还没看过呢，到底烂俗成了啥样？”莫凡翻着他的书，“西藏，你这是在拿豆瓣文青最熟悉的东西骗他们，找死呢吧。知道他们有多恨自己人吗？”
“我不知道。连我爸爸用了列侬的头像都可以去豆瓣冒充文青。”
“固执，你不知道的是今年二〇一九年。”
午饭吃得不开心，莫凡的奚落似乎预示着这本书的签售不会顺利，或者，过于顺利——两人同时对李媛讲到十几年前吴里新华书店的一场活动：他们站在长桌后面，连把椅子都没有，桌上放着两摞书，两支签字笔。莫凡与李白，当时年轻，体态俊秀，站着也好看，一个喷了点香水，另一个穿着价值三百块的T恤。买教辅的顾客们带着儿女鱼贯走过，没有人停步，没有人翻一下书，至多惊讶地瞟他们一眼，意思是你俩站着想干嘛。他们昂首，看着这群素材，并将自己投身于素材。像不像说相声的，不，像算命的，两个年轻的作家互相揶揄。“你曾经卖得不错，后来与我一样寂寂无名，现在能有人骂也是好事。”此刻，莫凡安慰李白。
傻逼你可能是小时候真的被校长办过。李白暗骂，下午独自遛出去约会，能让他心情好起来的柿子们正在秋光中摇曳，水果就像爱情，是风土与阳光的产物，也被时间所限定，无人能预料它们何时落在头顶，而掉落究竟意味着什么，怕是也难以说清。他在路边买了一瓶无味的气泡水，隔着绿色的玻璃瓶看街道的景色，这一属于十五岁时的动作过滤了另外两个十五年。四十八岁死于边境的本雅明先生，让我们坐下谈谈吧，谈这个注定不可能完整的世界，或一枚寄托了过多伤感意义的水果。
他看到乔南从街道对面走来，十年前她叫南，她已经从编剧转向成为小说作者，使用一个南辕北辙的笔名，书卖得不好也不坏，没有编剧挣得多，但每一本都能顺利地影视转化。她带来的一个坏消息是李白的新书——影视公司的九〇后策划看不懂。尽管他一再声称自己并非先锋作家，小说比通俗文学略为艰涩一丢丢而已，但看不懂就是看不懂（即使是个老手也受不了他那高速公路上开倒车似的倒叙手法）。“我真是不明白，这年头除了投稿给杂志社和出版社，还得投给影视公司，落在二十岁的小姑娘手里。”李白感叹，“最荒唐的是夏天我去上海谈影视版权，那位女士对我的小说完全没有兴趣，她只想让我陪她去游泳。”
“你有福了。是九〇后？”
“七〇后，和我同岁，职位不低。”李白嘀咕道，“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嘛。”
“干我们这行的现在叫‘内容提供者’，属于供应链的一个环节。”
岂止，我搞不好还要做身体提供者，李白心想。可怜我这完全不会游泳的身板，想象一下，当我拙劣地抱着一块泡沫塑料在水里漂着，看到那位七〇后女子劈波斩浪，她的身材没得挑，令我感到相当懊悔，我大口吞着泳池里的水向她靠近。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更像梦里），期待着她的小腿抽筋，如此一来我就可以替她按摩，这我很拿手，但真正发生的可能是我自己抽筋呛水，狼狈上岸，像喝醉的黄鼠狼那样极其猥琐地倒在地上，这一形象才是广大网友对我这年纪男人的终极想象。“所以我没去游泳，很孤独地回家了。”他顺着自己的思路讲道。
“你去会老情儿了，上海的。”
“用遥远的事物覆盖近处吗？”李白摇头，“我真的回家了。”
他们沿着街道散步，远处的柿子簌簌掉落。在过去的十年里，乔南为他们的每一次见面营造了一种游乐场的氛围，那总是在深秋，北京的十月，南方仍然时不时升温的时节。她是个不耐烦吃饭却乐意在秋日的街道上徘徊良久的人，因而他们的单独约会总是草草啃几口披萨，各自灌下一听啤酒，然后手拿饮料直奔主题。当然不是上床，是徘徊，对于李白这么一个擅长于徘徊的人，中年后的每一个深秋，他总要被她透支一回。他徘徊在北京的景点和胡同，有一些年份，她坚持走在他左边，另一些年份则是右边，这一位置的调整（二选一）似乎意味着人世的所有变幻。他不再询问她的婚恋状况，她的没才华的导演男友早已沉入江湖（李白也好不到哪儿去），余下的那些更不在讨论范围内。这种坦白的不确定性令他感到一丝安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