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了利奥的气味!且让我继续写下去。我们吃了早餐，早餐吃的是水煮蛋和吐司。吐司有点老有点硬，但家里的吐司永远都是老而硬的。我也想吃新鲜出炉的面包，可是没有想吃到必须跑出去买回来的程度。如果我就新鲜面包有多令人快慰这一点深化下去，追捧得没完没了，我可能真的会忍不住冲出去买面包了，不过，我不会多写任何关于面包的字。我和利奥又吵了寻常的一架，我们争执的是究竟谁该系他的鞋带，因为他已经快上学迟到了。论断是我还是他该系鞋带吗？算了吧，我写不出来。那种啰唆的行文风格让我作呕，不过，却有人能用这样的风格写出一整本书。看起来精巧琐屑，细读后根本站不住脚。我只不过想尽力去思考一下我的人生哪里出了错，或者我具体该追求些什么，这些思虑跟张嘴就看到一大片舌苔，或者单用一个动词就算一个句子，又或者优雅地留意你平常就在留意的事情一样……重点是说，我的思虑跟这些事情是毫无瓜葛的，不需要用文字来伪装矫饰，好像那些日常的事情以前从没发生过，或者琐碎的举动有多出人意料、多耸人听闻!不过，我此刻的确可以洋洋洒洒地写下成千上万个字，越写越远，越写越离谱，越写越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今天晚上的校外文学课，我会讲解《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有一点很特殊，就是她本人不会讲解什么《包法利夫人》。
这也真是俗不可耐的口气。把心情写下来后，事情反而变得更糟了，幸亏只是糟了那么一丁点儿，这是一种命运？书写者的命运？写作固然叫人难以自拔，却没有什么作用。停笔吧。
弗雷德丽卡重新读了一遍自己写不下去的开篇文字。接着写下去的欲望依然残留，但伴随着写作欲望的还有一点恶心。这种写作欲望弥留了好一阵子。有一次，约翰·奥托卡尔和她做了爱后睡去，她试着写了一点东西，想厘清自己对他的感觉，想细究这个金发男人躺在她的乳房上沉静呼吸的感觉，想推测日后他是否会到来，会停留，会定居，会消失；想搞懂自己会对他敞开心扉，还是紧闭心门，或是转身拒绝，甚至像墨鱼一样突然喷出一团墨汁后撤离——这是她对情感关系中无缘无故退出那一方所用伎俩的习惯性比喻。“我爱他吗？”她强迫自己写出第一句，这是一个真实到无以复加的问题，但这短短几个字，在她视觉中有着激烈的存在感，还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以第一人称单数的口吻写就的连篇累牍，迅速地在她体内填满巨大的厌恶感，这导致了她尽管才写了一部分，就飞快地把写完的部分从记事簿上扯下来，凶恶地将纸撕得粉碎，再立即丢进洗涤槽下面的垃圾箱中，和倒掉的茶叶、豆芽上剥掉的皮混在了一起。
后来，她又在练习簿上写了这样的短句：“我恨我。”这可能是她写下的最有趣的一句话了，然后，她补赘了几个极有思辨性的字：“为什么？”接下来，她给出自己的答案。
我恨“我”是因为当我写出“我爱他”，或者“我害怕被他禁锢住”之类的话时，这个“我”是我发明的一个角色，是从我的人生中汲取了生命养分后，被伪装成的一个灵巧的闭锁的角色。仅仅是写出“我爱他”，甚至单单是“我爱他”中那个“我”，就足以令人将腹内之物呕吐无遗。真正的“我”是“我恨我”中的第一个我——那个观察者——不过，只有待我写下“我恨我”这几个字那一刻，我才能意识到恨“我”的那个我才是真正的我，但可悲的是，写作这个再现过程，让身为观察者的我也成为一个斧凿的、造作的角色，更可叹的是，指出观察者的虚伪性的那个人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人——那么，什么才是真实的？这就陷入了一个无休止的恶性循环中，就像大跳蚤身上总有小跳蚤，小跳蚤身上有更小的跳蚤……跳蚤们咬来咬去。所以这是不是写作本身给我们的教诲：不要写作？或者说可以写作，但不要写“我”？
这一页写完后，也被撕烂了。即使弗雷德丽卡觉得写作似乎稍有一丝趣味了，却还是被恶心的感觉压制住。
她漫无目的地思考着，要不要试一试拼贴文。她有这样的想象：把离婚的不幸遭遇和为离婚必须进行的生硬谈判，全部都剪成碎片，合成一篇胡说八道的日记，这篇日记搞不好会像算命的水晶球一样，偶尔泄露出天机，比如“我的当事人不照顾这个小孩”之类的谶兆。想象归想象，弗雷德丽卡心中有座天平，所以她不觉得这样的胡思乱想能给她带来任何正义的满足感。问题是，盖伊·泰格先生的当事人非常照顾这个小孩，也愿意照顾这个小孩，这就是症结所在。而除此之外，一个聪明如弗雷德丽卡·波特的女人——准确地说，是曾经聪明如弗雷德丽卡·波特的女人，怎么可能身陷如今这一团泥淖？她自嘲地笑了起来，翻出文学课讲义的复印件，找到论述福斯特和劳伦斯作品中“完整性”和“一体性”的部分。她从讲义中把这几页抽出来，以威廉·柏洛兹可能会称允的方式，切成片状。先是纵切，再是横切，然后重组。这个拼贴方法让弗雷德丽卡对劳伦斯产生了妙趣横生、狂想曲般的新观点：
她渴望在年纪这一点上被关注。在被知识、高度和色彩所取代的她固有的平和感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