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我，让我讲述我的人生故事？”
凌晨两点，我还醒着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是因为街上有一些飙车的浑小子。现在连切斯特这么古风浓厚的地方都有了夜店，那些浑小子在街上按着喇叭狂飙扰人。我试图从萨特的《圣热内，喜剧演员和殉道者》中找出一句话来形容我对布雷迪的看法。书是切斯特当地一位很亲切的朋友借给我的。那位朋友认为，可以相信的是：布雷迪终有一天会弃暗投明，成为一个过人的天才。我想，那布雷迪可能得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改造，更重要的是，他欠缺热内的才华。我说得不对么？
萨特写道：“因此，偶生恶意的人却是不同的，恶——一闪而过、略施小计、微不足道的恶，只能从一个人的眼角间和其他部位看出……真正的敌人像是我们的双胞胎兄弟，像我们自己在镜中的影像……而在和平时代，社会有足够的智慧，能制造出专业化的、职业化的作恶者。”
他还写道：“对善人来说，恶人的存在是必要的，就像对贞妇而言，淫妇的出现也是必要的。他们是彼此执迷的，一个施虐狂的横空出世，必定能给另一个人带来意识上的安抚、涤荡和舒缓。恶人都是经过征召的、选定的，他们一出生就是坏的，也不须赋予他们任何改过迁善的希望。”
嗯，我认为法官芬顿·阿特金森先生应该相当认同萨特的话。毕竟，庭上的恶人恶贯满盈。
又该放暑假了，利奥会去布兰大宅消夏；这种一来一往、有去有回的模式，表面上似乎成为利奥的生活常态，而弗雷德丽卡某种程度上也希望利奥能适应这种常态，但是完全没有这回事。无论是在哈梅林广场还是布兰大宅，对利奥来说生活的周期是不定的，是临时商定好的，而且大多没有经过他本人的同意，因此往返两地之间，少不了既成事实的暴力强制，或言语威胁中的暴力强制。律师的信也你来我往，频密不断，弗雷德丽卡把奈杰尔的律师信剪碎重拼，贴在自己的“贴合”摘录簿上。同时，她也在计划着属于自己的夏日计划：要不回一趟故乡约克郡吧。
正当她思考的时候，约翰·奥托卡尔来电话了。他正在工作，不过，弗雷德丽卡不知道他办公室和住家的地址，但她猜测可能都是在伯爵宫一带。她想象约翰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广阔的空间，摆满了高大、光洁和发出微微嗡嗡声的机器，四周墙上是发亮的蓝灰色大屏幕，显示着各种图表，还有柱状的二进制语言，工作人员把这些数据和图形全部打印在可折叠的风琴褶纹纸上，进行分析研究。在她的想象中，围绕着约翰的是他庄重得体、西装革履的同事——而其中有些人，或许得穿白色的医用外衣。虽然是幻想，但这一点连“幻想者”本人也不太确定。“幻想者”自由地设计着——约翰的办公室里应该装设着冰冷的金属制软百叶窗，摆放着锃亮的纯钢办公家具。搞不好根本不是她想象的那样，但这就是她头脑中的画面。电话那端的约翰问：“你可以出门和我共进晚餐吗？”
“基本上没问题。我可以找个临时保姆，阿加莎说今晚得迟一点下班。我可以问我一个学生能不能来帮我带孩子。”
“维克多的小舍，”他说，“今晚八点。”
弗雷德丽卡喜欢去“维克多的小舍”用餐，那是一个小巧、隐秘、简单又高雅的法国餐厅，有法兰西小馆的风情，而且做的是相当地道的法式料理。那里的法国美食，除了让她联想到法国风景画中黑绿色的密林背景，还有可说是法国特产之一的蚀刻拉花玻璃，更有令她神往的普罗旺斯的炎夏，令她想起大仲马笔下的“格里莫夫妇”，也叫她口中有了葡萄酒的甘醇和大蒜瓣的香气。她穿了一件黑色的亚麻连衣裙，裙长至膝，搭了一条丝质披肩，也是黑色的，上面绣着奶白色的形状像卷心菜的玫瑰，还有金色的百合花，披肩还坠着很长的掺了亮丝线的穗儿。另外，弗雷德丽卡也学会了画眼线，她在上下睫毛根部描画上两条乌黑的粗线，让眼睛看起来显得轮廓鲜明，眼神犀利，好像在瞪人似的，与画眼线同属一类化妆技巧，她顺便也学会了刷睫毛膏。无论怎样的妆容，都无法使得外形棱角分明、步调流星赶月一般的她，蜕变成一个娇柔可人的洋娃娃。可是她已经努力过了，这个眼妆是她尽最大的能力化出来的。她用浅棕色的口红涂抹在自己丰厚的嘴唇上，以便让嘴角看起来不那么宽阔，但这个颜色并不是特别适合她。约翰·奥托卡尔穿着西装，是工作时的那套西装。弗雷德丽卡喜欢看他穿西装的样子，毛发蓬乱、又瘦又蓄须、身形松垮、爱穿绒料毛衣或刻意不修边幅的男人，都令弗雷德丽卡无感，连假设要活在一个充满着那种男人的世界里，都令她心生畏惧。爱穿西装的约翰·奥托卡尔刚好是她喜欢的类型，而且他虽然头发很长，却修剪得很整齐，打理得很细腻，他让金发也变得有型，不似一般印象中金发男人的漫不经心、随意慵懒，他在外形上和弗雷德丽卡一样，是有棱有角的。他坐在维克多的小舍中真好看、真应景，一个认真考究的男人，吃着一餐认真考究的晚餐。他们点了法式肉酱、传统鱼汤、风味烤土豆、精致法式沙拉，和一块完美的柠檬馅饼儿。餐桌上，他们谈起了夏天该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