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去，试图躲开那屋檐般的可怕的肚皮。尸罗带着满腹怨怒，使出了比任何勇士之手都更强大的气力，她趁着力道尚猛，射出了毒针。毒针深深、深深地刺中了山姆，被毒针刺到的山姆慢慢被挤压进土中。
尸罗从来没想到过会有如此痛苦，尽管她作恶多端已久，却连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也会体尝到这种痛楚。连与最骁勇善战的刚铎王国勇士、最野蛮的半兽人对峙时，也没有被伤得这么重，也没有被任何一把剑刺进她心爱的血肉。
1966年5月8日《观察家报》莫里斯·理查森的报道
“如果他们两个曾经是神志健全的，他们此刻的疯狂，证明他们早已抛弃了自己的心智。”我对这一句话的印象尤其深刻，这是曼彻斯特当地旅馆的勤杂工对伊恩·布雷迪、迈拉·欣德利的心理所给予的评价。如此凶暴狠戾的行为只能用“爱尔兰逻辑”或“黑格尔逻辑”——这种矛盾逻辑来描述，让人无从解释。
或者可以说我们曾经都是“多相性”的——婴儿期的多形性反常，普通成年人无意识的施虐和受虐冲动，当然，这都是真实存在的普遍情况。但是他们经过精心策划过的一场场可怕表演，跟冲动扯不上任何关系。他们对受害者所进行的复杂诱惑，也说明他们是伺机犯案的。我即使能对“开膛手杰克”报以同情，都不会对那两个人施舍半点怜悯。真古怪，有人竟然亲热地称他们二人为“布雷迪和迈拉”。
整起事件中另一个古怪的因素是“双重元素”，这种在两个人身上同时发作的“感应性精神病”，其病发原理目前尚不可知。不过，粗浅来看，一个歇斯底里的癔病患者爱上一个精神病患，那么，只要两人在一起，他们的精神错乱就会被共享或分享。如果分开他们，癔病患者会康复，而精神病人会继续发疯。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女性的癔病患者极易感染伴侣的性反常行为。
被告席上的布雷迪是个单薄、骨感、瘦长的年轻人，没什么肉的脸上，鼻子格外挺直，显得额头格外扁平。他深棕色的头发梳理得干净又整洁，不过发质不好，显得有点灰暗。他的穿着是这样的：灰西装、浅蓝色的衬衫、流露文青气息的深蓝色领带——他这样的装束让他不为时代所拘。跟大卫·史密斯不同，大卫·史密斯上庭时，极尽打扮之能事。你若对布雷迪一眼看去，你首先注意到的会是他极差的面色——一种白泥色。他真的看上去就是一副病得不轻的模样。
相比之下，迈拉就容光焕发。她的头发原本是自然的棕色，但每个星期在庭上出现时都会换一种不同的颜色。先是银紫色，再是耀眼的金丝雀色黄发。她身材高挑，五官突出：鼻子很直，嘴唇薄而有线条感，下巴相当厚实，蓝色眼球。综合看起来，她几乎是一个美女，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们应该会羡慕她的长相。
她外罩黑白斑点的上装外套，下装是相同花样的裙子，内衬一件衬衫，领子敞开，露出脖子，而衬衫的颜色也是浅蓝色的，这跟布雷迪的穿着倒是搭配。我怀疑她在每件事上都模仿布雷迪，连保持手帕折叠工整这个小细节，她也不放过对布雷迪的模仿。乍一看去，从她脸上可以看到一种如公爵夫人般的威严气度，但走近你就会发现，她那不过是被大批量生产的超级市场廉价品所堆砌起来的时髦外表——她给你一种爱吃泡泡糖和棉花糖的印象。
他们两人都在庭审时惯做大量笔记，也常屈身从被告席的前端，用一根铅笔去戳他们的代表律师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偶尔，他们两人还互相为彼此带一盒薄荷糖。有一次，在大卫·史密斯上庭做证时，迈拉还给布雷迪一个极快的灿烂的笑容。当布雷迪本人走上证人席时，迈拉凝视着他；而轮到迈拉作证时，布雷迪则在他的草稿本上画着一些人脸。
“一起喝杯茶？”“好啊。”在跟一些调查过此案的侦探相识后，我们把与此案相关的一些话题全聊过一遍：当代青年、暴力倾向、审查机制、自由放纵之类的。其中一位侦探，有些社会学家的特质，并且对曼彻斯特的街头文化和流行文化有些研究，他认为曼彻斯特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危险的变态气息。“变态”对曼彻斯特人来说，是一个稀松平常的词。他说曾经看过一个商店打出这样的广告——“变态雨衣又推出新系列。”“为什么会用这样的宣传语？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昭告天下说他们卖的雨衣都是给变态者穿的，这不就行了么？”他一连问了超过两遍相同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道德上极拘谨的人的一种过度反应，但无论如何，他的所见所感已成为现实世界的普遍情形。我在想：可能因为这个案件，以后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更多将“变态”视之为常的现象吧。
报道这个案件以来，我从没做过跟案件相关的任何梦，一次都没有，什么也没有，但偶然间我发现，在下午快结束的时候，我在法庭上会进入一种幻想状态。幻想的内容基本上是对被告进行复仇，我的幻想连细节都很清晰，而且复仇的手法细腻。我问我自己：“如果我能穿上蝙蝠侠的装备，俯冲向被告席——这对我来说太易如反掌了，因为我在旁听席上的座位离被告席很近。好吧，如果我冲到了被告席，《世界新闻报》会愿意花多少钱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