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黑色长披风。他的一双眼睛在满是血污的脸上格外光亮。
“你认得出我来吗，考沃特？”那男人问，“虽然我脸上沾满污物和泥巴，你认得出我来吧？我不是老天赐给你的一件大礼，但我只希望你能够从他们手上接纳我，不然即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不会是什么好事情。”
他的声音听起来他痛得要命，却是干脆和明确的。
考沃特这时笑了。
“你说得没错，”考沃特笑着说，“你可不是老天送来的什么好礼物，因为你和我绝对不会对任何一件事抱相同观点。但是我们除了接纳你，没有其他选择，我的宿敌，因为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死在我面前。”
没有人知道这个陌生人到底是谁，除了考沃特。他们还是准备了足够的食物，足够的酒，满足了远道而来的克雷布斯人。从克雷布斯人手中被放出来的这个男人，痛苦却仍趾高气扬地穿过桥，走向了乱言塔。考沃特对聚集在一起的塔民们说：
“现在让我向你们介绍我儿时的玩伴和同窗，参孙·奥里金。我也可以当着他的面，当着他此刻被血和泥盖住的面，跟你们大家说，他就是一条爬进我们这个天堂中的毒蛇，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反对派，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让他对我认同。如果要找个人为我们正进行的计划扯后腿，或者对我们提出的目标唱反调，没有人比他更合适，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拿出温柔关爱来欢迎他的到来，并以各种公平适度的愉悦享受让他感动，不然的话，他就会把我丢进修道院的一间间小房间里，严惩我们，让我们整日颤抖，严刑惩罚和浑身颤抖可不是我们隐秘的快感，因为他会确保我们在夜里一点快感也没有。是不是这样呢，我的老对手？我有没有说错？”
“我会保持缄默的，”参孙·奥里金嗫嚅道，“至少此刻会缄默，这一点我向你保证。”
参孙·奥里金说完就昏倒在自己刚才站着的那一块鹅卵石地上，巴比特的那些深入的哲学讨论不得不延期举行了。
一间大工作室改装成的教室，一端有个小讲台，弗雷德丽卡站在上面，教室顶端透进光。弗雷德丽卡穿着一件黑色短羊毛衣，外罩一件黑色编织外套，两件衣服长度相同。她的长发松散地垂着。她一张尖脸，在分梳成两股的发间，显得更加清晰。她望向她的学生们。学生们坐在椅子上，椅子附设可翻转、供当作写字桌的扶手，男学生们穿深色的牛仔衣，女学生们穿裙子和长的工作服，颜色大多是暗沉的水果色，那些颜色看着让人心里有点反酸。女学生们唇色很浅，眼妆化得像那些不怀好意的玩具娃娃，睫毛刷得很长，眼皮像被打肿了。这些学生都是专业的浪荡子。有的在做笔记，有的在涂鸦。弗雷德丽卡正满腔热情地讲述着：黑色湖水上的一只小纸灯，黄色的报春花和盛产螃蟹的红色海洋，白色鹳鸟和绿松石色的天空，还有那只邪恶的墨鱼“从光芒中央直勾勾地盯着 [3] ”。弗雷德丽卡说：“劳伦斯的每个用词，都有其丰富的含义。”她描述着月光映在水中的碎裂的倒影，她解释着白色邪佞花朵，那恶之花，漂在死亡海洋上。她教的是一个为期十周的“现代小说”课程。学校里的一个老师里士满·布莱说：“学艺术的学生都有阅读障碍，挑一些写得比较短的书讲给他们听。”她挑了《威尼斯之死》 [4] 《恶心》《城堡》，这些书都还没有在课堂上讲到。她首先选择的是D. H.劳伦斯和E. M.福斯特的书，因为她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两位小说家的书，她在剑桥时就读过，剑桥，也是她人生终结的地方。“小说，是唯一光彩夺目的生活之书。”——这是D. H.劳伦斯对小说基本的观点，在弗雷德丽卡看来，在D. H.劳伦斯在世时的文化氛围中，他的作品可谓小说最终归向的完美终点。有人还曾经问她是不是“劳伦斯式的女人”？不过，20世纪60年代社会已经在缓缓加速，向前发展了，这个社会并不觉得D.H.劳伦斯有多么大胆前卫，尽管“查泰莱夫人的审判”让他作为作者，在进步性上得到了承认，但真正大胆的是《裸体午餐》，是艾伦·金斯堡 [5] ，是阿尔托。弗雷德丽卡感受到了纯粹的人文时代的一种操弄，觉得自己的人生跟《恋爱中的女人》搅和在一起(弗雷德丽卡认为《恋爱中的女人》强悍、荒诞、深奥，还有一种固执的妙不可言)。这本书仅仅凭其存在性，就成了弗雷德丽卡看世界的一个方法。这本书对她太重要，她也想让这些学生都读一读。
她还不是很认识她的学生们。之后，她才能分辨得出来谁是谁。学陶艺的比学纸品设计的更能注意到事物间的不同；比起平面设计师，精于绘画的人使用的语言更加华丽，也更加随意；学雕塑的要么沉默寡言，要么口若悬河；就读工业设计的厌恶书籍的“文化”形式，而读珠宝设计的都比较疯狂，沉浸于剧场设计的人把书当作蓝图描画或图像结构来看待。眼下这个初始阶段，弗雷德丽卡摸不透他们，甚至有点儿怕他们。她在那里，自视为一个“文学评论者”，而学生们却都是“艺术家”，直觉上，她觉得自己不应对他们进行过于严格的分类，也不该从道德上判断他们。她所做的是尽力去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