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情理。再怎么说，总是血浓于水。”
“但我现在还顾不了这么多。不过，我一定会想清楚的。我此刻充满了恐惧感，我只能先舔舐自己的伤口。我还无法讨论我的那些过错，我对他们所犯下的那些愚蠢过错。”
“没有讨论过错的必要，你跟我一起去就好。”
他们还简短地聊了聊裘德·梅森。丹尼尔描述了他那些以扰人为乐的电话。弗雷德丽卡不齿极了，当然丹尼尔自不必说。
“他想让我们厌恶他。”丹尼尔说。
“好，那我们就一齐讨厌他。”弗雷德丽卡说，“我们就一致对他深恶痛绝，如果那是他想要的。”
弗雷德丽卡的其他几节校外课都不是在克拉布·鲁滨孙成人教育学院，而是在一所老旧的小学里进行的。学校在伊斯灵顿，是个天主教小学，校园里随处可见红色，不怎么好看；学校底层有个食堂，供应火腿、乳酪面包、甜甜圈、马铃薯片，稀得像水一样的咖啡和像灰水一样黑漆漆的茶，但这所学校却有着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名称，叫作“我们那悲郁的女神”。弗雷德丽卡在“我们那悲郁的女神”教的课，也有一个独具匠心的名称，叫作“战后英国文学”。关于这个题目，已经有人写就了一本完整的著作，是位美国人写的，书中指出，所谓的战后英国文学无非写的是那些出身于边远地区的反叛的工人阶级年轻人，坚持自己的主张，为曾经喑哑的自己寻找声音的经历。书中还说“战后英国文学”这个概念本身是很新的。弗雷德丽卡对这种观点抱持怀疑态度：“这位作者难道从来没读过D. H.劳伦斯的书？从来没读过阿诺德·贝内特的书？”弗雷德丽卡读了美国作者写的这本书，对她而言，在阅读审美上极有意思的一点是她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把本质上并不有趣的东西，硬是读出趣味来，可换句话说，很多东西或事情，如果别太用心去看去做，应该是挺有趣的。弗雷德丽卡告诉自己：“我要尽量对金斯利·艾米斯 [11] 、约翰·韦恩 [12] 、约翰·布莱恩 [13] 和其他‘愤怒的青年’保持兴趣，我还要为学生们讲《蝇王》和艾丽斯·默多克 [14] 。我虽然也出身于乡野，也很有自我意识和个人主张，但我不能认同那些作品里的世界观。相形之下，D.H.劳伦斯就不一样，他渴求知识、奋发学习，他对自然史和艺术史都有钻研之心，他认为人们应该勇敢地脱离矿区村庄，但那些作家却对他的观点不屑一顾，因为他们自己肩上有筹码。我会告诉学生为什么这一点让我沮丧。”
她第一节校外课的学生像是一出荒诞剧的演员班底。托马斯·普尔曾告诉过她：“如果凑不到七个学生，这个校外课可能讲不成。学生来不来全看运气，尤其是你这种性质特殊的课。学生即使来了，但能不能留下来也看运气，基本上能留至一定的时间段就够了。但如果他们不要留下来，这个校外课也许得取消。”
讲课的地点在“我们那悲郁的女神”的顶楼，顺着坚硬的金属扶手，走过四层陡峭的红石台阶，就到了他们的课室。弗雷德丽卡走进课室，抓紧时间对学生们简要介绍了一下讲课内容，还有比如“现代英国文学书写的几个趋势”这种概述。她面对的是十四个坐在极不舒服的小椅子上的成人学生，那些椅子看起来像是给地精做的——给利奥那个年纪的人坐还差不多。学生里有两个穿深色西装的挺年轻的人，一对中年夫妇，一个漂亮的女孩，一个现在皮肤松弛但年轻时肯定也漂亮的女人，一个瘦小的穿一件干净的勿忘草色针织套衫、系一条密密麻麻小绿点图案领带的男人，一个面色严峻的女人，一个身躯庞大面容随意的女人，一个穿粗花呢子夹克的老年男人，还有一个修女。弗雷德丽卡朝这群陌生面孔围成的怎么看怎么不舒服的圆圈注视了一会儿。
“他们怎么能叫你们坐在这样的椅子上？”弗雷德丽卡问。
修女答说：“见怪不怪了，有时候仅有的椅子是婴儿椅。我见过一位女士，卑躬屈膝、整身骨头蜷缩着坐进那种小椅子，最后她必须得像折叠梯一样，被折叠着送回家，太不幸了。”
“但我们天文课上，就有比较像样的椅子。”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说。
“我提议，”说话的是穿勿忘草色套衫的男人，“波特小姐，我们应该赶快到其他课室迅速果断地搜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椅子。”
这一张张脸，一张张色相斑驳的成年人的脸，跟艺术系学生们毫无同质性的脸，组成了一个圆圈，齐刷刷地面对着弗雷德丽卡，审视着她，同时也审时度势。弗雷德丽卡发现其中有个女人画着蓝色和银色相间的精致眼影，其中有个男人戴着夹鼻眼镜。
“你知道我们该去哪些教室搜查吗？”弗雷德丽卡问浅蓝色套衫。
“我们下两层楼，去那个双倍大的课室，现在里面暂时没人。”
“我们不会惹祸上身吧？”大个头女人问。
“我们都是成年人，能惹什么祸？”弗雷德丽卡反问。
他们很有秩序地组织起来，去了那个摆满中学生椅子的空无一人的课室。穿西装那个人从教室里面把椅子递给旁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