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因为从外貌特征上看，不像是裘德·梅森。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成员、自由撰稿人罗杰·梅戈格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棍棒和石块会砸碎你自己的骨头》，他在文章中毫不留情地猛烈抨击对文章和言论的限制行为。他写道：“其实最精确的一句解释是‘文字伤不了你’。在面对煽动、引诱和多种多样的刺激时，任何人都有足够的自由和权利，去决定该做出怎样的反应；而对于那些心灵脆弱或冥顽不化的人来说，我们所能做的是尽量去教育他们，使他们得到明辨是非的能力，而不是去压制别人的自由。保持机警是必要的，却不能摆出高压专制的姿态……”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评论刊登后，隔天，也就是星期一，克罗斯博士宣称如果皇家检控署不针对这本书采取应有的行动，那么她就要援引1959年《淫秽出版物法》法令的第三条款，对《乱言塔》的出版人和作者提起自诉。巧合的是棘手的“沼泽谋杀案”也正在审理当中，这更让《乱言塔》蒙上一层具“危险影响”的阴影，因此，这迫使皇家检控署不得不宣布对这本书提起公诉。
弗雷德丽卡从鲁珀特·帕罗特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她去位于接骨木花宅邸2号的出版社时，带了一大叠报纸，还有一个篮子，以便带走更多书。帕罗特坐在书桌后面，说：“你看看，还不都是因为你给我带来的这块烫手山芋!”他边说边把皇家检控署的公函递给她看。“他们还扣押了所有的库存书，”他圆润的双颊越发泛出粉红色，他的眼睛也亮锃锃的，“我们得打这场仗!”他说，“我们得战斗，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经历什么痛苦。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是一个信念自由的问题，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如果他们那样的人在这场战争中获胜，那么我们将退回到一个焚书的黑暗社会中，在那个社会里，焚书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焚人了!”
他满头鬈发，全是密实的小卷，穿了一件芥末黄的背心，搭配上一条格子呢领带——怎么看也不像一个为捍卫言论自由而牺牲的烈士。弗雷德丽卡问：“我们该怎么做？”
“面对地方法官以前，我们先要慎选出陪审员；我们要组成一个由专家组成的证人团队，让控方由始至终都无法攻击文学作品，彻底驳倒怀特豪斯太太、克罗斯博士和支持审查制度的那一伙人。建立一个防御基金会，把其他出版社、出版商、出版人联合、团结起来。还有，就是调查取证。”
“裘德对此有什么看法？”
“坦白说，我情愿裘德不要参与这起讼案。他是我们中最弱的一环，他的出现，会给陪审员们留下可怕的印象。除了他的外表，他总改不了能制造反效果的轻浮举止。我得指望你，弗雷德丽卡，我得靠你把他管理好，让他不至于又惹是生非，让他头脑清晰地看待事情。我们要开一个有效果的准备会议。我想到的辩护律师是奥古斯丁·韦戈尔。我们得跟诉状律师好好谈一谈。我们得寻求每一个有希望的突破口，我们要杜绝任何失败的可能性，我们承担不起失败!”
他直视着弗雷德丽卡，不由自主绷紧了嘴唇：“我们需要寻求能得到的所有帮助。”
“我会尽我所能。”弗雷德丽卡说。她也不知道自己能帮上什么忙，能扮演什么角色。
“只要你鼓足全部勇气，我们绝不会失败!”鲁珀特·帕罗特问弗雷德丽卡，“还记得这句话是谁说的吗？”
“是麦克白夫人吧？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啊!”鲁珀特·帕罗特想起了什么似的。他大笑起来，笑得很温暖，又有一丝悔意。“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引用，我以后得留心点，以后可不能犯这样的错，尤其是面对庭上的诘问，我可不能说错话。”
“不过，麦克白夫人严格意义上没有失败。”
“从长远来看，她却是失败了的。她手中留下污点，也死于梦魇。我不一样，我打算赢得这场官司，在自己的睡床上安然离世。”
1966年的上半年，弗雷德丽卡也得面对自己的问题。关于她的离婚诉请，她好像永远也等不到听证会的到来，她被受聘于奈杰尔的律师所发来的一连串信件压得透不过气，那些信件的内容都是在说利奥的教育。最近一封是这样写的：“如果利奥能如预期一样到斯韦恩伯恩学校或其他公立小学就读，根据目前大致上的学年计划，他已经开始学习拉丁语和法语了，这些外语都是为了能使他通过公学入学会考而进入公立中学所必学的。我的当事人奈杰尔·瑞佛先生已经获知，在您为令郎所选择的威廉·布莱克小学中，没有此类准备课程的提供。我的当事人希望您知道，只要能让令郎入读一个双方都可认同的赫里福德郡当地小学，我的当事人将欣然支付全部学费，他希望您能够尽快针对他的提议给出一个令他满意的答复，以便迅速做出后续安排。”弗雷德丽卡将信中的几个字剪下来，组成了一句，贴到了自己满是“贴合”的摘录簿上——“法语准备拉丁语小学全部疑惑机会语言”，然后兴致昂扬地写了一封回信，当然，得先由自己的律师阿诺德·贝格比改写成一封有法律“口吻”的正式信函，再递交给奈杰尔的律师。
“烦请您转告您的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