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由和恐惧的理论，萨德侯爵因此化为一个变节的奥古斯丁信徒；与此同时，温柔亲切又疯疯癫癫的查尔斯·傅立叶创建了一个和谐的乌托邦境界，在那个境界里，繁星互相辉耀，并合唱出悠扬婉转的歌，因为人类的激情欲望和性爱自由以及无尽欢愉，温润了宇宙，并改变了天体的乐章，把海洋翻覆成一汪酸甜适口的柠檬汁，鲨鱼成了超级邮轮，大型虎鲨成了大型运输设备。“裘德·梅森笔下的角色，搅进了他们伟大的设计师——一个典型傅立叶主义者的乌托邦构想中，”伯吉斯分析道，“那个乌托邦构想是条粗壮的机械传送带，能把所有人运载到萨德侯爵的地下暗道和地牢中。”
伯吉斯还大胆预测裘德的这本书含有“堕落和腐化倾向”，很有可能会因淫秽猥琐、有伤风化而面临被起诉的巨大风险。但伯吉斯又心存疑问：这本书会不会也会因为同样的理由，而被还以清白？伯吉斯说：“真正的色情作品是有动力学作用的，能把一切转化成实际行动，因色情作品是挑逗的、刺激的，让肢体产生兴奋，让精神寻找释放。因此，《乱言塔》不能被归类于色情作品，因为作者深刻关心的还是道德，是对与错，所以他笔下的内容是缺乏动力学质量的。”伯吉斯论证道：“艺术的价值总是被能让人由静至动、付诸实践的那些元素所磨灭，这些元素一出现，艺术的价值就荡然无存。另外，色情作品和八股文字如果从纯粹的美学标准上判断，都是应该被唾弃的。”在伯吉斯看来，裘德·梅森是既八股又色情的，经由伯吉斯的推测，裘德将自己的立场投射在他塑造的一个角色中，那个角色便是参孙·奥里金，那个被克雷布斯人交还给考沃特的人质，最终向考沃特投诚的前敌对分子。这个人物在书中，表现出一种尼采式的人格，并宣称应该克制本能冲动和性欲望。可是这个人物在现实中对应的正是作者裘德·梅森，裘德·梅森选择构筑起这个寓言，这一切都是裘德·梅森锻造出的一台机器和为机器设计的发条装置。他又反过来以戏仿或模仿的方式戏谑这台机器及其驱动原理，讽刺施虐狂和受虐狂的华丽装扮和残虐玩具，斥责人类肤浅的色情伪装和变态狂欢。读者可以自行判别：他的搔痒真的让人春心荡漾？他文字中的齿轮开动时，真的能顺便打开引起效仿的开关？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不制动，而制静。伯吉斯列举《尤利西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虹》说：“这些文学作品本身的情感已于书页间卸除殆尽，却在书页外制造出被艺术净化过的情感抒发。”裘德·梅森，尽管有着不可低估的才华和独创性，却在一种暧昧和危险的方式中进行创造。弗洛伊德和靡菲斯特 [4] 可能会对着裘德·梅森露出嘲弄的笑容，就像裘德·梅森自己看着他笔下的考沃特时所流露的表情一样。
1966年3月，《乱言塔》出版；4月，哈罗德·威尔逊以突飞猛进的高达97%的有效多数票赢得了大选。《乱言塔》已经卖出了六千本，并引起热议。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告诉弗雷德丽卡：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牛津大学英语系讲师娜奥米·卢里博士私下里向亚历山大透露，皇家检控署的检察总长已经要求她阅读《乱言塔》，并提交一份报告，给出依据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法令对这本书提起控诉恰当与否的意见，她还被要求对专家是否会支持这本书进行观点收集。卢里博士对亚历山大说：“我不喜欢这本书，但我认为从文学价值的层面上看，这本书是值得出版的。”
新一届国会里出现了几位新的议员，其中一位是赫米娅·克罗斯教授。她是一位内科医生，也是卫理公会的司祷员，她所在的利物浦选区既包含风气开放的城郊区域，又有一些市政府所属的公共住宅区，为各种不同种族的居民分区居住。克罗斯教授在议会质询当中询问总检察长准备对这样一本居心险恶、不堪入目，却得到某些误导性赞誉的书采取怎样的措施。总检察长默文·贝茨爵士回应说，相信这本书的销售高峰期已过，而且它定价过高，无法在广大范围内流通，另外，文学评论界整体上倾向于认为这个作品具一定文学价值。但克罗斯教授反驳说，她认为这本书以诱惑性的手段来表现虐待行为，考虑到我们目前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恐慌的时代，人心极易受到蒙骗和蛊惑，很不幸地，文学作品无疑能够影响人的心志——尤其是那些本已倾向于接受恶念的人，更容易在书的支配下，实施虐待或自甘堕落。克罗斯教授一并提及了对犯下“沼泽谋杀案”的伊恩·布雷迪、迈拉·欣德利的审判，但没有直接将《乱言塔》与两人的凶案相提并论。克罗斯教授的说法得到了托利党议员伊夫林·梅登的认同——他来自萨福克郡，是一名爵士，伊夫林表示自己也读过这本书，说它是“一团肮脏、很肮脏、太肮脏、再肮脏不过的湿粪”。除了伊夫林·梅登外，克罗斯教授还得到了下议院其他托利党后座议员的支持。国会质询过后，当周周末出版的《星期日报》和其他几份周末报纸上刊登了数篇文章，讽刺对《乱言塔》发起攻击的国会议员，其中一份报纸还刊登了一幅漫画，画中，克罗斯教授打扮得像个女头目，挥舞着皮鞭，鞭打一个跪爬的光屁股的男人，那个男人被认为是鲁珀特·帕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