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会被盛名所惑，认为有必要朝拜米开朗琪罗的绘画，或赞美罗斯金的技巧。他们都会尽量保持各自的独创性，这是一种很新的意识，这证明他们没有被陈腐的美学教条和复杂的艺术史所玷污，清新、纯真和质朴的气息反应在这些学生的身上和作品中。”裘德说这番话的时候，看起来很严谨，但我也难辨其所言真伪。
我问他是否认为《乱言塔》会拥有一大批读者。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是的，我对此没有疑问。”我追问他为什么，问他书中的哪些部分或哪些内容最脍炙人口。
“噢，”他说，“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以爱为名义或信仰，对他人做出恐怖的事情。而读者们喜欢读人类互相作恶的故事，因为他们自己也想得知怎么残害他们心中所爱的人，他们自己也想掌握叙述这些事情的方法，毕竟，在我看来——很自然地——爱读故事的人都会走到写故事这一步。故事，让这个世界维持转动，就像热内用偷窃来促进商品流动的道理一样。”
他从一块大的卷心甜点上咬下了一口，奶油喷射出来的一瞬，我看到他在对我微笑。
鲁珀特·帕罗特读完这篇专访文章后，朝着休·平克大吼大叫。他的吼声中总有着一丝气音的质感，听得出来，吼叫者本人也在苦苦压抑这种气音。他吼的是：“以后绝不许裘德·梅森再接受任何采访!裘德·梅森让所有与这本书有关的人都颜面尽失!”休·平克和颜悦色地给出自己的想法：很可能裘德尽量配合完成了一个像样的采访，但记者可能无缘无故地讨厌裘德，或讨厌那间甜点店，或讨厌其他的什么东西。“就比如裘德的气味，”休·平克说，“不过那位女记者已经相当有修养地没在文章中提及他的气味，想必蛋白糖霜的香甜和裘德身上的酸臭混合起来，肯定不怎么好闻吧。”休还觉得这篇专访能够刺激书的销量，他说得没错。《乱言塔》首印一下子就卖出了三千本，并且仍在热销。
弗雷德丽卡在自己的办公室外面被裘德拦住。他又从他的内兜里掏出那一叠书评和报道，气急败坏地抽出《伦敦标准晚报》的那篇专访。他暴跳如雷，最令他诟病的是玛丽安娜·图古德在介绍菲莉丝·普拉特的小说《日常食品》时，说它是描述“鹅肝危机”的一本书。“这些年轻人简直目不识丁!”他嚷嚷着，“明明不会，还写什么法语!‘Crise de foi’才是‘信仰危机’!她写成‘Crise de foie’，多加一个字母，变成了‘鹅肝危机’!她以为来到了法式小馆，就要跟鹅肝挂上钩吗？什么鹅肝？简直是一头蠢猪!”
“那可能是个笑话，是她故意埋下的一个双关语吧？”
“你别跟着傻了!她才没聪明到能有这么诙谐幽默的表达，她完全是蠢猪!你快看看她引述我说‘那些令人反胃的艺术系学生懒得苦练基本功，也不愿学习伟人’的那段。她根本听不出我的反讽!”
“记者永远也听不出来反讽——实际上，大多数人都听不出来，你和我都一样。她可能心知肚明这一点，因此才故意把‘信仰危机’写成‘鹅肝危机’，这就是她的反讽。”
“反正她把我写得像个傻瓜一样。她也完全没报道我对书的内容、对角色、对主旨所发表的真实想法。却在取笑我的牙齿。”
“但你看起来像是自讨没趣，这你是知道的。”
“我讨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讨啊!”
弗雷德丽卡的眼光被另一篇刊登不久的书评吸引住了。
“那是安东尼·伯吉斯写的么？可以让我读一下么？”
伯吉斯的书评从一段对恶的阐述开始，他用戈尔丁的格言提纲挈领：“恶出于人，有如蜜产于蜂。”伯吉斯提出一个看法：英国人总是对于“恶”感到局促不安。伯吉斯写道：英国人无法越过对与错来看事情，他们总是自然而然地依照世俗喜剧的标准来进行判断，在他们心目中，道德品行跟社会等级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而在天主教和加尔文教派教义占主导地位的地域，作家们就不惮于指出地狱中充满着硫黄的臭味，也勇于直面善与恶永恒的对峙。接下来，伯吉斯还引用了阿尔·阿尔瓦雷斯现代诗诗集中激励人心的序文《超越了文雅的原则》，与犹太人大屠杀、核威慑等现代史上人类的恶行相对照。
伯吉斯说：“裘德·梅森，更是远远地超越了文雅的原则。在希波的奥古斯丁和贝拉基的论战中，希波的奥古斯丁强调原罪，称人类本来完全堕落；而爱尔兰的异端分子贝拉基则否认原罪，他相信人可以经由自由意志和合理地运用德行而获得救赎。”伯吉斯问，那么，谁不会本能地倾向于赞同贝拉基的说法？另外会有谁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会不惧怕，会接受那位阴沉的奥古斯丁主教的论点？毕竟奥古斯丁认为人类无论如何挣扎，都将永远陷于毁灭、背叛、虐行的圈套中，因为这一切背后，有一个类机械化的系统在主宰。
伯吉斯指出，裘德·梅森则是20世纪60年代的新派艺术家，寓言编撰者。他的寓言故事在一个更像“后大革命时代”的法国这一背景设定中，重现了奥古斯丁和贝拉基的交锋，而在裘德构建的时空中，萨德侯爵冷笑着宣扬着